“学者”——政治阴谋家——胡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者”——政治阴谋家
——胡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
张沛
一、胡适至今仍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
最近各地已逐步展开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与政治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唯物论与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发展与胜利，将直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斗争正在开始，学术界的广大人士已经参加进这一斗争中来，一些过去受胡适影响的人们，其中有一些已经表示要从这场思想斗争中，清除自己唯心论观点，全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必须指出：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只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不久以前，当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敌视中国人民、准备扩大战争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后，藏身纽约的胡适，马上发表谈话，表示对这个卖国条约“十分满意”，称赞这是“最佳的”条约，并且说：“我对第六条的末句特别感到兴趣”。这个侵略条约的第六条末句是讲什么呢？是说美国除了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澎湖以外，还规定这个侵略条约“……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规定的其它领土。”这“其它领土”四个字，就是说，美帝国主义不仅仅企图把它的侵略矛头从台湾、澎湖移向仍被蒋贼盘据的我国沿海岛屿，而且要指向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这胡适自然“特别感到兴趣”了，因为包括胡适在内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时刻都梦想着在全中国复辟的。
胡适已经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了。胡适今天仍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凶恶敌人。
胡适三十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社会上，遗留下极为反动的恶劣影响，这些影响直到最近并没有得到基本清除。相反，还在继续发生有害的作用。在对我国古典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的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继续散播反动的唯心论观点，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由此可见，反对最凶恶的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斗争，在今天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胡适伪装成“学者”的身份，积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而使一般人不容易认清他在学术上的反动思想和他的反动政治活动如何息息相关，而他在各个学术部门散播极端反动的唯心论思想时，总是诡辩地说成“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他还狡猾地把那些骗人的口号与主张，用通俗的形式，通过各种实际问题的讨论，散播至更大的范围，使得许多人看不清他的阴谋鬼计。二十多年来，胡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紧紧结合，实际上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我国文化思想领域中反共反人民的指挥官。
二、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胡适的学阀集团，是他的反动政治活动的组织基础
反革命胡适之所以能广泛散播他的反动思想和进行反动政治活动，胡适的学阀集团，控制了中国学术界有重大的关系。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在精神上、思想上，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从一九○九年起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本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按照“美国方式”，来培养训练为美帝国主义忠实服务的人员，胡适就是其中最忠实（最反动）的一个，来实现它“从知识上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的“攻心”政策。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人民面前掩盖它这种文化侵略的措施，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学术界，在一九二五年设立了个所谓“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表面上是办理退回庚款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美国文化侵略在中国的执行机关。这个文化侵略机构是属于美国最大的财政垄断集团洛克菲勒、摩根的系统。美帝国主义者要执行它的文化侵略政策，一定要在中国找忠实可靠的代理人，这个人选自然而然地落到胡适的头上，他从秘书一直做到董事长。受这个机构控制的有十几个主要的高等学校，和许多学术机关。胡适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后台”，和蒋梦麟、朱家骅、傅斯年等反动分子，结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阀集团，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美帝国主义既能推行它的“攻心”政策，蒋介石反动集团统治中国学术界又有了一个得力助手。
而胡适呢？这个机构把他养肥了，他自己可以实现“摩托车”文明了，有了这个集团做依靠，他就更能疯狂进行反动的政治活动，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指令下，散播各种反动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的时期，胡适和他的学阀集团，反对革命总是非常及时极为活跃的原因。不仅如此，胡适有了这个学阀集团，就可以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压力，来拉拢、收买更多的人为他服务，传播他们的反动观点，这也是胡适的反动思想能在各个学术部门广泛散布的原因。
胡适的学阀集团今天不存在了，但是曾经依靠过这个集团或者为这个集团服务过的人，今天也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这个集团的罪恶了。
三、胡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头目
一九一七年七月，在美国“攻心”政策下受了七年奴化教育的胡适回到了中国。公平地说，这个时候，胡适虽然身藏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的法宝，摇着“西洋文明”的幌子，跑到溥仪面前高呼“皇上”，但是，不论保皇余孽或者封建军阀，当时没有给予他什么特别的青睐。
胡适“苦闷”了。然而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完全懂得如何积累资本开辟他日后的反动道路。
在张勋复辟声中，胡适经过一番谋虑以后，决心“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用这种风雅清高的调子，打起了他的开场锣鼓，伪装把“哲学当职业，文学当娱乐”，来等待自己发迹的时机。
在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的号召下，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暴风雨来临了。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作为右翼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参加了这个统一战线，他提倡过白话文，喊过打倒孔家店，加上他善于投机、骗人，在群众觉悟还不高的情况下，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这些都是事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
那末胡适开初参加五四运动的动机是什么？受过多年美帝国主义“西方文明”薰陶、像半个美国人一样的胡适，对于落后的“东方生活方式”，自然也不无厌恶之感，于是他从帝国主义反动文化观点出发，对封建文化加以某种程度的攻击，这也是很自然的，此其一。假惺惺地不谈政治的胡适，碰到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大好机会，骨子里的个人野心跃跃欲试，想乘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热情高涨之际，投机取巧，惑人耳目，以一举攫取虚名，此其二。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胡适在参加五四运动时，已在中国传播当代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准备按照所谓实用主义，把中国引导到一条反动的政治道路上去。他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会如此迅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因此，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也就是说运动已发展到全国范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工人运动开始高涨，这时，标榜以“哲学为职业，以文学为娱乐”的狡猾的胡适“忍不住了”，隐蔽地但是毒辣地发出了他的第一个反革命宣言，这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尽管这篇文章彻头彻尾均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唯心论思想，但是胡适很巧妙地伪装起来，似乎他只是告诉人不要“空谈抽象的主义”，因为“那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还是多研究一些像“人力车夫”“卖淫”等实际问题，“凡事多从具体问题下手”，请看，胡适是多么“注重实际”，多么“关心人民疾苦”啊！
胡适摆开“孔雀开屏”的美丽姿态，用好听的改良主义口号作商标、广告，来贩卖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对当时深得人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维护封建军阀的既得权益。不仅如此，胡适在当时，就已显露出他反动的政治欲望，这在他一九二二年所写的“我的岐路”一文中自白得很清楚，他说：“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他的政治野心就萌动了。他在同一文中还说：“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胡适在这里不是指一般的文化倾向性而言，而是表露他当时已经企图把自己反动的学术思想和反动的政治活动，隐蔽地结合起来。一九三○年，在他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作了更明白的自供，说他一九一九年与共产主义者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目的是要竭力反对中国人民“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这话虽然用意是在攻击共产主义者，但他毕竟供出当时他是企图用掩眼法，来扼杀正在中国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头目。
四、胡适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忠臣
一九二一年，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宣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取得胜利。一度是五四运动右翼代表的胡适，这时就更加激烈地与马克思主义为敌了，而且从此把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了。
一九二二年，当时中国处在军阀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中，而每个封建大军阀的背后又都有着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军阀之间的混战又直接反映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深刻矛盾，而呻吟在灾难与痛苦中的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要求，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作为当时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可是胡适害怕人民群众的这种正义的革命行动，并且竭力阻挡它，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往反革命的方向走。胡适首先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努力”周报上提出“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说什么要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要有“有计划的政治”，和以往一样，胡适用一些好听的词句来迷惑人民，而实质上呢，是大肆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在“努力”周报连续组织了“好人政府”的讨论，以“动员”社会力量，抵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号召，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胡适为了抗拒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麻痹群众思想，替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在同年十月又发表了一篇“国际的中国”，露骨地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大大赞扬吮吸中国人民鲜血的帝国主义在北京的“银行团”，说美国资产阶级并无恶意，最后，甚至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特权：租界与东交民巷、外币、总税务司、邮政海关权等等唱起了颂歌。这里，集中表现了胡适的殖民地买办奴才的丑恶嘴脸。
胡适一方面高唱“西方文明”积极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一方面为了反革命的共同利益他对于封建军阀也是恭敬奉承的，当北伐前夕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北上想召开国民会议，而召集了一个“善后会议”时，胡适也去参加了，并且提出了巩固封建军阀政权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开始后，胡适正在伦敦参加那个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庚款委员会，他虽远在万里以外，但从事了一项政治阴谋，企图破坏当时的大革命。根据林语堂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的揭露：当北伐军猛攻吴佩孚时，吴佩孚向另一个军阀孙传芳求援以免于覆灭，这时远在伦敦的胡适，通过他的好朋友“淞沪督办”丁文江，策动孙传芳不去援救，目的是让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然后再让孙传芳去消灭北伐军，扑灭大革命。胡适的政治阴谋没有实现，这是由于当时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北伐军勇猛无敌，不仅消灭了军阀吴佩孚，而且也迅速消灭了军阀孙传芳。但是伪装的学者胡适的政治阴谋家面目，却是毕露无遗了。
胡适因为处心积虑地维护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利益，他对于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也是反对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曾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中，大骂孙中山准备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战争，盛赞陈炯明的叛变，说这是一种革命。
五、胡适紧紧配合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政治上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进攻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从城市转入农村，领导千百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创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反动集团则步步“围剿”，人民被迫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时的胡适，为了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武装围剿”，在思想上、政治上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的进攻。
经过大革命洗礼的人民，觉悟水平提高了，斗争的意志坚决了，这是胡适最害怕的，为了麻痹群众的斗争情绪，胡适在一九三○年又发出一个反革命的政治宣言，他在“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中，提出中国有“五大仇敌”，但是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那末仇敌是谁呢？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反革命的胡适是如何恶毒呵，他想用这种倒果为因的策略，欺骗人民离开革命的道路，他继续说：“我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胡适在这里用尽了污蔑的词句，想把蒋介石反动集团所造成的一切灾难和罪恶，加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头上，胡适的这种反动宣传，比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更加恶毒。
因为胡适反共有功，蒋贼亲自召见胡适“垂询大局”（上海申报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南京专电），于是胡适更加忠心致力于反革命的事业了。一九三三年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和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正在进行残酷战斗的时候，丧心病狂的胡适直言无讳地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这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胡适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的谈话，为蒋介石罪恶的武装“围剿”和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辩护，“学者”胡适，立刻变为蒋介石的军事发言人了。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左右，蒋介石反动集团一方面武装镇压革命人民，一方面强化法西斯的统治，在各级教育机构中，推行了法西斯的教育制度，企图窒息青年的反抗思想，使他们变成愚昧无知的顺民，但是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没有在暴力与恐怖面前屈服，他们进行了英勇斗争，喊出了“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的口号。胡适丝毫不失时机，立刻在“独立评论”第八号上，出马威吓、攻击革命青年，说：“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只不过是一班无心求学有意捣乱的学生信口编造出来的一种名词新戏法而已……”
此时，胡适和蒋贼，一文一武加紧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胡适为了表达对蒋介石如此看重他的恩情，一九三四年他在“独立评论”第九十五号上发表的“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一文中，把满手沾染中国人民鲜血的万恶之魁的蒋介石，描写为一个一尘不染的近世“伟人”，为他的法西斯化的“新生活运动”大加吹嘘。
抗战以后，胡适因为十多年来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得到了蒋贼的“犒赏”，被派到把他一手培养出来的美国去做“大使”了，胡适二十年前那种“忍不住的政治上新努力”，也就是政治野心实现了。虽然出了洋，但他丝毫没有忘却继续向革命人民射出恶毒的箭，他在国外大骂当时英勇卓绝、坚持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争的人民军队为“土匪”，引起了许多正直人士的愤怒。他在驻美大使任内，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好几个卖国条约，对于胡适来说，他能够把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直接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自然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反动集团，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一方面企图维护他即将崩溃的反革命统治，召开了强奸民意的伪“国民大会”。胡适不仅当了代表，而且还当了主席，会后他自己向别人透露，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在适当时机出来担任“总统”。以后胡适没有做成“总统”，其中原因，只有蒋贼和政治阴谋家胡适知道，但尽管如此，反革命胡适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最高点，则是没有疑问了。
这里还必须交代一点，胡适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时，经常伴随着发出反苏叫嚣。一九四八年，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正在形成，这对于彻底反革命的胡适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在绝望之中，胡适加紧了他疯狂的反苏活动。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出版的反动杂志“周论”上，登载了胡适所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这篇文章通篇是谩骂苏联，胡适企图蒙蔽举世皆知的事实，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全人类文明、一贯坚持和平政策的苏联，说成是“可怕的侵略势力”，听听今天美国战争集团的那些冒险家们的声音，也就不奇怪当时胡适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六、胡适一贯宣扬民族自卑心，鼓吹反爱国主义，积极主张对日投降
胡适虽然是中国人，但他没有一点点热爱自己民族的味道，他不仅仅完全抹杀了我国优良的民族传统，我国民族在文化、科学等方面对人类的许多贡献，而且一贯鼓吹反爱国主义，宣扬民族自卑，直至活动对日投降。一九三○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毫不羞耻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在这里是要在人民精神上造成“事事不如人”的自卑感，压抑人民的情绪，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辟道路。
一九三一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卖国内战政策，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占领了东三省，并且继续往华北推进。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当时沸腾着抗日要求的人民的意志，主张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胡适却坚决“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继续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杀人盈野的白色恐怖。胡适认为杀戮革命人民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权利”（见前引胡适一九三三年在“字林西报”上的谈话），确实是威风凛凛，但对于广大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要求，则认为是不应有的权利了。
此后胡适发表了一连串对日妥协投降的主张。他除了无耻地提出日本侵略者应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向日本谄媚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胡适发表了一篇遗臭万年的文章，叫做“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胡适写道：“……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胡适在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人民愤激如火的情势下，进行了这种妥协投降的卖国宣传。更令人切齿的是胡适之所以要说“再等五十年”，是因为要“对得起美国”，是因为美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曾经发表了一个空洞的“不承认”的宣言。你看，日本虽然在事实上侵占了东北，但是只要美国“不承认”，那还有什么关系，再等五十年并不多呀。
隔了两个星期，胡适又在同一个刊物上，继续宣传“绝不主张作战”的对日投降的主张。
当时胡适如此积极主张妥协投降，一方面为了适应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罪恶政策，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一贯按照美帝国主义意图办事的买办本色。尽人皆知，“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不仅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不加阻止，而且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供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和胡适虽然进行卖国投降，但是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怒潮，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成为斗争的导火点。卖国贼胡适则一再打击学生运动，骂学生是“盲从，轻信，武断”；可是，胡适枉费心机了，人民群众已经在自己的领袖——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一切反革命的政治阴谋，都不能摧毁人民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
此后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胡适参加了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的主张不抗日的所谓“低调俱乐部”，他跑庐山下南京，都曾积极活动对日妥协投降。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个胡适，是一个对人民十分残忍对敌人无耻投降的祖国叛徒。
七、胡适是崇美的奴化思想的典型
在胡适一生的反动政治活动中，还有一种毒辣手腕，就是把帝国主义用剥削殖民地和本国劳动人民血汗所造成的物质享受，歌颂为“西洋文明”，“美国文明”，以此来宣扬奴化思想，使广大青年产生盲目崇拜美帝国主义的心理。吸吮着美帝国主义的奶长大的胡适，不仅到处宣传美国的“摩托车文明”，不仅一口否定我国民族在历史上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所作的巨大的贡献，而且颠倒黑白，把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中国人民的“懒惰”，“自安于简陋的生活”，结论是中国民族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只好甘心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于是胡适高声歌颂：“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以上引语，分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和“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二文）当有人出来反对胡适的这种奴化思想时，胡适就以奴才的吆喝说：“……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但是，胡适没有一次敢提到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那些享受“西洋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以及代表着“西洋文明”最大特色的军舰、大炮、机关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胡适没有讲过，但人民的记忆是很好的，远的不说，我们就举一件一九四六年的“沈崇案件”吧，这是“西洋文明”在中国表演的一个典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在北京，两个美国兵公开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京大学的女生沈崇。美国军队强行驻在中国的领土上，这已经不文明了，而竟公开强奸我国妇女，则更是滔天暴行；但是高唱“美国文明”的胡适，却一方面反对学生罢课示威游行的正义行动，一方面积极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这件侮辱我国民族尊严的暴行，只是“纯属法律问题”，而这种“法律问题”在得到胡适的同意后，又只能送到“美国海军法庭”去处理。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绝大侮辱，也是胡适在他的反动政治活动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清胡适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的一体性了。
胡适是一个伪装的学者、政治阴谋家和卖国贼。胡适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并未消灭，这不仅仅因为在我国学术界的不少人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偏见、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超阶级观点，以及其它的唯心论思想，而且因为胡适三十年来的反动思想的宣传和反动的政治活动是紧密结合的，胡适是一个极端狡猾善于骗人的阴谋家，而他的学阀集团又曾经帮助了他的反动思想影响的流传。解放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已经销声匿迹了，更不能说唯心论中最凶恶的一派——胡适的反动思想影响已经消灭了。在现实生活中，胡适的反动思想，还在危害着人民，不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之，彻底揭穿胡适的反动思想，清除他在学术界社会上的恶劣影响，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一切曾经追随过胡适的脚步或者盲从过胡适的人，应当面对真理，看清胡适的真面目，积极勇敢地参加批判胡适的思想斗争，从斗争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从这次斗争中得到教训，我们要把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作为一个经常的战斗任务，不断加强一切思想领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力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