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未经同意擅自移植尸体角膜案的法律分析 [复制链接]

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法律分析

　　医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未经同意擅自移植尸体角膜案的法律分析
　　山东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海寅
　　高伟峰医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的犯罪，或者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由于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尚属空白地带，孰是孰非尚无定论，笔者略陈己见。
　　首先，从犯罪概念上讲，高博士的行为不具备犯罪的特征。依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犯罪必须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的本质特征。（2）犯罪必须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这是犯罪的法律特征。（3）犯罪必须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就本案而言，高博士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性，如何考察它的危害性，这是问题的关键。考察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1）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一种行为，在某一时期有害于社会发展，就不允许做，而在另一个时期符合社会发展，就允许做。可以说，在今天的社会，医生摘取死者尸体的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这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应当在法律上给予认可。高伟峰摘取死者的眼球，为两位病人进行角膜移植，使他们重见光明，这种行为对社会、对人类都是有益无害的，根本谈不到社会危害性。高伟峰的行为确实使死者亲属感受到一定的感情痛苦，但这种感情上的痛苦是建立在传统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障碍，正日益被社会摒弃。
　　（2）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社会危害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衡量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能只看一种因素，要全面综合各种主客观情况。不仅要看到有形的、物质性的危害，还要看到对社会政治、对人们的社会心理等带来的无形危害。前面已经说明，高伟峰擅自摘取死者的眼球为病人进行角膜移植，确实给死者亲属带来一定的感情上的伤害，在评价其危害的大小时，不能仅从死者亲属的主观感受上去评价，而应从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人死后的尸体处置及器官移植的进步认识上去衡量。
　　（3）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就高伟峰摘取死者眼球为病人进行角膜移植这一事件来讲，应当透过摘取死者眼球这一现象，把握其行为的本质。高伟峰摘取死者的眼球，动机是对病人进行角膜移植，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是在做对社会、对人类特别是对患者有益的事，而并非为了牟取个人私利或者泄私愤，如果死者亲属能从以上角度去考虑，去评价这一事件，则会被认为是一件善事，也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证可以表明，高伟峰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也就不符合犯罪的特征，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其次，从犯罪构成上讲，高伟峰的行为不具备盗窃、侮辱尸体罪的构成要件。在我国刑法中，涉及侵犯尸体的罪名只有盗窃、侮辱尸体罪，即刑法第302条的规定。针对高伟峰的行为来讲，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的，也是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根本谈不到伤害社会风化的问题。但是，如果高伟峰的行为是为了泄私愤或者买卖尸体或器官牟取个人利益，则另当别论。所谓侮辱尸体，是指以暴露、亵渎、毁损、涂画、践踏等方式损害尸体尊严或者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高伟峰摘取死者眼球后，用义眼为死者填充替代，并基本恢复到死者原来的外观形态，因此死者亲属未能发觉，直到整容师在为死者整容时发现为义眼并向死者亲属提醒后，死者亲属才察觉眼球被换。这一事实说明，高伟峰的行为亦不构成侮辱尸体。盗窃、侮辱尸体罪的主观方面必须由故意构成，并具有非法占有和侮辱尸体的目的。高伟峰摘取眼球后将角膜移植给了两位病人，并用义眼恢复了死者原来的眼部外观。由此表明，高伟峰没有非法占有和侮辱尸体的目的。
　　以上分析表明，高伟峰的行为亦不具备盗窃、侮辱尸体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从高伟峰的行为性质上讲，属于民事侵权行为。高伟峰的行为没有触犯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其行为的合法性。目前，我国立法上对尸体的拥有权和处置权没有明文规定，但从民法意义上讲，人死后再无权利可言。一般来讲，死者生前可以对自己死后的尸体处置做出安排，有遗嘱的，应遵其遗嘱，没有遗嘱的，应由其亲属决定尸体的处置。医生在未经死者亲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取死者的眼球，侵犯了死者亲属对尸体的处置权，伤害了死者亲属的感情，这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由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
　　（《中国律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