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人民基本医疗卫生权利——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谈卫生改革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确保人民基本医疗卫生权利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谈卫生改革
　　本报记者李新彦白剑峰
　　随着全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那么，这盘棋究竟如何走？近日，记者采访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张文康说，卫生改革首先要强调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我国卫生工作必须走“低投入、高效益、低水平、广覆盖”的路子，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我国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较低。1996年卫生事业费为203.1亿元，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56％。由此可见，我国卫生事业的投入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目前我国的人口期望寿命已达到70岁左右，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前的200‰下降到31‰，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为61．9／10万，这些健康指标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今后制定卫生工作规划时，我们仍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国力，将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保健的需求与实际服务提供能力相结合。在提供服务时，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统一起来考虑。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把12亿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权利，坚持以农村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和中西医并重；讲“初级阶段”就是不能背离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谈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卫生事业发展道路。
　　针对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张文康指出，“看病难”主要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和“老、少、边、穷”地区。前者是医疗机构宏观布局不合理、病人就诊过分集中于大医院等原因造成的，后者主要是这些地区的卫生事业投入不足造成的。“看病贵”主要表现在药品费用增长过快上。我国对公立医疗机构实行的是财政补助、服务收费和药品批零差价收入相结合的经济补偿模式。在实际生活中，医疗技术劳务性价格长期低于成本收费，且得不到及时调整，没有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医术劳务价值。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医药生产流通活动往往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目标。同时，医疗机构为了取得补偿，过度依赖于药品批零差价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药品销售活动中的不正之风。这就造成了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展望未来，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医疗卫生系统就是要积极参与全国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并以此为契机，调整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和规范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特别是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医疗机构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以逐步减少医疗机构对药品销售的依赖。做到这些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实现。
　　张文康说，在宏观政策上，要加快制定和实施区域卫生规划，调整和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做到医疗机构布局合理、分工明确、规模适度、功能到位、供需平衡；积极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建立完善的医疗机构初诊、转诊制度，建立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合理分流病人，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整体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考核竞争上岗，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狠抓医疗服务质量，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行为准则，文明行医、廉洁行医。广大医务人员的利益来自于广大群众的利益之中，没有人民的利益就没有医务人员的利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张文康强调，卫生改革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相适应，不应过分强调卫生事业的特殊性而背离客观现实。只有适应现实的改革，才能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卫生事业必须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首先，要承认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这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相适应，我们始终把农村卫生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目前，在部分农村地区，急性传染性疾病仍然存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诸多疾病也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卫生工作也必须以农村为重点，以保障广大农民的健康为重点，承认这个国情，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这个事实。其次，要承认卫生资源的有限性，我们是穷国办大卫生，任务十分艰巨。再者，我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卫生改革与发展要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着差距这个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大胆探索，仔细论证，稳妥实施。应该认识到，任何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切实际的提法和做法都是与客观现实相违背的，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