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眼中的周恩来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人物

　　吴阶平眼中的周恩来
　　邓立
　　从1957年开始，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在政治、外交、医疗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受到周恩来耳提面命的吴阶平，其精神、情感、道德，乃至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的一些小事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影响。他对周恩来的感情经过二十年的积淀变得格外深厚。这当中既有对伟人的爱戴与景仰，也有学生对师长的尊崇与敬佩，以致整个后半生，吴阶平都能感到周恩来的精神在鼓舞着他，周恩来的力量在支持着他。时至今日，吴阶平仍能准确地说出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每一件往事。
　　吴阶平第一次和周恩来直接接触是在1957年，中华医学会要派一个医疗卫生代表团到日本，他是团员之一。出发前大家听说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要给代表团员们讲话，都很兴奋。周总理在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学识、风度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特别是1956年1月14日在怀仁堂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使包括吴阶平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精神上的解放。吴阶平有幸参加，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这一天成为他，也成为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终生难忘的日子。对于吴阶平来说，深深感染了他的不仅仅是这个报告，还有周恩来本人。
　　果然在中南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大家都很兴奋。当代表团团长、中山医学院院长柯灵将团员们一一向周恩来和陈毅介绍时，周恩来和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吴阶平暗暗吃惊：总理似乎对他们的工作领域都很熟悉。
　　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在与日本人交往的分寸上应该如何把握，大家心里都没有底，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专门谈了如何做好民间外交。吴阶平记得周恩来说话时习惯性地挥着右臂，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一些引起过无数争论的问题，从周恩来嘴里说出来，只需三言两语，却清晰而有说服力。
　　五十年代正是吴阶平的医学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在这次访日以后吴阶平和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增多。周恩来常常把一些特殊的医疗任务交给吴阶平去完成。
　　1959年6月的一天下午，吴阶平接到中南海门诊部的电话，周总理要他晚上到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处汇报最近给一位重要病人治疗的情况。
　　晚上11时周恩来的会议还没有结束，秘书笑着对吴阶平说：“等一会儿您汇报之前可以先和总理随便聊聊天，他难得有轻松的时候，你们做医生的知道怎么让人的脑子休息一下。”
　　看到坐在宽大书桌前的周恩来，凭着医生的直觉，吴阶平感到他一定很累。
　　“总理，您刚才开会一定坐了很长时间，要不咱们出去散散步，边走边聊？”
　　“好，我正想走走，咱们一起到院子里看看。”周恩来爽快地说。
　　陪着周恩来拾级而下来到院中，已经是夜半更深。
　　“总理，您在中南海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我去听了。”吴阶平说。
　　“噢，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你说说。”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一直是密切关注的。
　　“您当时提了三点，社会实践、业务实践和理论学习可以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我对前两点都有感受，可业务实践也能提高人的思想，我还没有什么体会。”吴阶平说。
　　周恩来停下脚步，一转身，很惊讶地说：“噢？你说说，你业务上都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在研究结核病。”
　　“你为什么要研究结核病？”周恩来问。
　　“因为这种病常见。”吴阶平详细讲了如何发现原来对一侧肾结核而另一侧肾积水的病人误诊为双肾结核，这个发现使每年数千人的生命得以挽救。
　　周恩来又问：“你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研究工作吗？”
　　“不是的。”吴阶平如实回答：“过去相当多的研究是所谓‘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只是印证前人的一些成果。”
　　周恩来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你已经得到了，但没有自觉。”
　　原来，旧社会的医生很少根据老百姓实际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常常只是纸上谈兵。而这一次吴阶平是从普通病人的疾苦中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向。“你从病人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去分析问题，解决了问题。你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这就是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周恩来一口气说了很多。
　　这番话使吴阶平豁然开朗。
　　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吴阶平经常能感到受益匪浅，甚至周恩来生活中一些小事也深深打动了吴阶平。
　　有一次，周恩来到协和医院去探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现没有给她输液，周恩来立刻查问为什么不输液。答曰：病人不肯接受输液。周恩来听后很不满意，严肃批评医务人员：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这是你们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向斯特朗说明输液的必要性，一直看着病人输上液才放心离去。
　　这令作为医生的吴阶平震动很大，他想起了周恩来经常对医生说的一段话：医生最需要辩证法，医生也最容易懂得辩证法，要在为病人的服务中，发挥病人的积极性。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吴阶平另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凡是周恩来委派的工作，他必亲自过问。这时，医生们在汇报时必须作充分准备。吴阶平甚至觉得要比一个实习医生向教授汇报还要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每次医生们除了要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光片，还要拿着看片灯箱，夹着图谱，甚至抬着模型，提着显微镜、显微镜片等相关设备、材料。因为周恩来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
　　平时周恩来对医疗报告也逐字逐句地审阅，退回到吴阶平手里的每一份医疗报告都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一一点过，若有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
　　有一次，一份医疗报告退回到吴阶平手里，他发现周恩来在“体温37．8度”后面用红笔加了一个括弧：“（昨天38．2度）”。
　　吴阶平一边惊讶周恩来的细致与记忆力，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惭愧。病人的体温只有和前一天的对比，才能看出病情是好转了还是加重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除了日常保健工作，周恩来还会有许多突发事件交给吴阶平去完成。
　　1969年8月底吴阶平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立刻坐专机到越南了解一位领导人的病况，二十四小时内返回汇报。
　　经过了一夜的飞行，飞机终于到达了越南。因为越南还处于战时，河内没有机场，飞机停在了离河内较近的一个机场，来接他们的是两辆吉普车。
　　在大使馆吴阶平见到了王幼平大使和中国医疗组组长陶寿淇教授。吴阶平了解主要病况后便请陶教授的助手整理出有关诊治工作的主要材料。
　　紧接着，吴阶平在王大使的陪同下到病人住地，病床上的老人极度虚弱，已经呼吸困难，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全身插着输液管、输氧管、胃管，身体上也接着心电图电线、血压计等仪器。主要病变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合并严重肺炎。又看了胸部X线片，肺炎范围广泛，但片子照得并不满意。
　　医疗组的医生们陪着吴阶平在床榻前看了看，便退出了病房。回到使馆，吴阶平和王大使、陶教授对病情略作讨论，同时了解一下这所医院和医疗仪器的情况。为了能向周恩来汇报得更详细、更清楚，吴阶平尽量多地提了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时间已经不早了，吴阶平不能再耽搁，他集中了所有资料，急匆匆离开河内乘原机返回。飞机起飞不久，便收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吴阶平回国后除口头汇报外还要写出书面报告。
　　幸好携带了最详细的材料，吴阶平在飞机上就赶写书面报告。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已是深夜，汽车直接把吴阶平接到了中联部，没多久，报告完成。
　　几小时后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吴阶平，一见面就说：“看你的报告病人是没希望了。”
　　“是啊。”
　　吴阶平的报告上已经把病情说得很详细，总结是：“除非出现奇迹，随时都会出现问题。”
　　“痰上不来怎么办？”周恩来又问。
　　“痰上不来只能切开气管吸痰。”吴阶平对周恩来提出的详细的询问都一一作了认真准确的回答。他深知周恩来想问题十分细致、深入，自己几乎每次都要被问倒，而这次，一问一答，似乎回答得比较好。
　　“肺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周恩来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又问。
　　“很厉害。”吴阶平说，又补充道：“但是床头最后的那张X光片照得很不满意。”
　　“噢？为什么会不满意？”
　　吴阶平几乎料到周恩来会这样问，所以在越南时就把这些细节性问题打听清楚了。原来，越南正和中国一样，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病人照相的技术员政治上很过硬，但技术一般，所以照片很不清楚。
　　吴阶平庆幸这次了解得比较深入，未被问倒，不想周恩来听完后紧接着就问：“是什么牌子的机器？你看那个机器没有？”
　　“我不知道机器是什么牌子，也没有看到机器。”吴阶平回答。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吴阶平想，这次还是给问倒了。可他不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问那个机器的牌子。
　　第二天周恩来又把吴阶平找了去：“你们还得去。”
　　吴阶平发现这次去的医务人员中增加了一位耳鼻喉科医生，以便在病人咳不出痰时做气管切开。当吴阶平赶到机场，一位拍摄X光片的技术员已经等在那里。吴阶平这才明白，如果能答出周恩来所问的那些问题，这个技术员便可作更有针对性的准备。周恩来如此细致入微地替病人考虑，给作为医生的吴阶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可见周恩来对他的异国战友兄弟般的深情。
　　这次越南之行的结果在意料之中，老人病入膏肓，非针砭所能及。但在抢救过程中，中国医务人员的无私帮助使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大大增进了。
　　在周恩来最后的岁月里，吴阶平几乎与他朝夕相处，目睹了他是如何为党为国家燃尽了最后一丝生命之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这成为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句话。1976年1月8日凌晨9时57分，周恩来溘然长逝。
　　以后谈起此事，一向以冷静果断著称的吴阶平每每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