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12版(经济专页)
专栏：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盛华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的20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回顾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历程，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从总体上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总的是围绕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重新塑造微观经济基础，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中心，主要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展开和推进的。
　　（一）立足于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从政府放权让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走向市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前夕，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放权让利，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此后，进行了一系列扩权试点，到1980年试点企业发展到6600多家。1981年，扩权改革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行，同时对3.6万多家工业企业实行利润包干。1984年，中央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到1988年底，95％的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以扩权让利为核心的承包制。1992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详细规定了企业享有的14项经营自主权。通过这一系列以扩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种改革并未根本触动原有的企业制度，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企业经营机制难以彻底转变，责权利难以真正统一。
　　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相继颁布了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法、劳动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为实现政企分开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供了重要保证。1994年开始，国家选择100户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各地区、各部门也选择了一部分企业进行试点，全国参加试点的企业有2500多户。几年来，试点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普遍增强了实力，提高了活力，通过试点摸索出了一些路子。
　　前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强调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在十五大精神指导下，政企分开迈出了重大步伐。去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开始建立国有重点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这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最近，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的经营性企业，全部移交地方，中央党政机关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直属企业，也必须与其彻底脱钩，这是实现政企分开、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又一重大举措。
　　（二）立足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从着眼于搞好每个企业，到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从改革初期到党的十四大前后，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上，着眼点是力图把每个国有企业都搞活、搞好。应该说，在当时经济短缺、企业发展空间较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可行的，成效也是明显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形势的发展，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优胜劣汰已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要把几十万个国有企业无一例外地全部搞好，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为提高国有经济的素质和竞争能力，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十五大再次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为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集中力量搞好大的，采取多种形式放活小的。1996年国家确定重点抓好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起主导作用的300户大企业，1997年又扩大到512户。这些企业在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中，虽然户数不到1％，但销售收入占61％，实现利税占85％，抓住了这些企业，就抓住了“关键的少数”。在信贷、技改、股票上市等方面，对这些企业给予优先考虑，有力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对于量大面广的国有小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各地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增强了活力。二是实行兼并破产，促进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1994年国家选择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1996年扩大到58个城市，1997年进一步扩大到111个城市。几年来，国家用于国有企业兼并破产的银行呆坏账准备金核销规模已达900亿元，涉及企业5800多户。试点城市之外也有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兼并破产，优化了资产结构，使现有资产得到有效利用。三是通过资产重组，抓紧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1991年底，国家选择57户大企业进行企业集团试点，1997年扩大到120户。试点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联合、兼并、控股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扩大规模，壮大实力。各地也根据情况，抓了一批企业集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比较成功的。党的十五大后，培育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去年组建起来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大大提高了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的集约化程度和国际竞争能力。
　　（三）立足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条件，从主要抓企业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使之相互衔接，同步推进。
　　改革初期，我们对企业自身改革抓得比较多，而且企业改革也大多是单项性的。党的十四大以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为促进国有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加大了综合配套改革的力度。1994年起，国家对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等宏观经济体制相继进行了重大改革，初步构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财税体制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以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为取向，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快了改革步伐；投资体制改革以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为目标，逐步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机制；计划体制改革逐步由高度集中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调控为主；外经外贸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的外贸出口经营自主权，逐步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缩小了非关税措施管理的范围；外汇体制改革实现了汇率并轨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等等。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按照统一的尺度与原则，规范了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使国有企业以普通市场主体身份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加快机制的转换，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入了市场。
　　与此同时，还努力为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帮助他们减轻历史形成的沉重负担。近年来，围绕解决企业人员过多、债务负担过重等重点难点问题，推进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建立了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将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托儿所等移交给社会，实行社会化管理。国家通过多渠道帮助国有企业补充资本金，对一部分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股票上市直接融资，同时开始了发行企业可转换债券的试点。在积极搞好外部配套改革的同时，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20年来，艰苦探索，稳步前进，每一步都是在战胜巨大困难中走过来的。我们的认识在不断丰富，改革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思路和做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尽管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少改革措施和步骤还不完全到位，但是这一步一步的探索，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探索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必须肯定，在党的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20年的伟大实践是成功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20年来，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自身得到了发展壮大，同时也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境困难，经济效益低下，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低水平重复建设所积累下来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严重，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各地都上了一大批没有资本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建设起来的项目，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过多，办社会的负担沉重；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粗放，管理落后，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对企业监管不力，一些企业领导素质不高，甚至恶意经营、贪污腐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陷入困境。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国有企业不仅面临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也面临国外强手的竞争，特别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使竞争更趋激烈。去年又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亚洲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出口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加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这些矛盾和问题，是过去几十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积累下来的，现在暴露出来，是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作者为国家经贸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