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文学贡献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公历的一九九八年转身成忆，农历戊寅年已近岁暮，一年的时间段相对于文学史的长河何其短暂迅逝，“一九九八年的文学”这一概念被描述为“长河般的文学史和一九九八年的交会遭遇”也许更为准确恰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着那些长久孕育但却降生于九八年这个时间段的文学发问———
一九九八，文学贡献了什么？
本报记者杨少波
“一年一年过得很快”，雷达表达了这样的感叹。他首先对整体的九八年文学进行了宏观的描述。他认为九八年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许多作者苦心经营的努力。他一口气举出了《尘埃落定》、《故乡面和花朵》、《高老庄》、《日光流年》、《第二十幕》、《草房子》、《红瓦》、《长相思》、《庆典》、《北方城廓》、《裂岸》、《硕鼠》、《海噬》、《一朝县令》、《好风好雨》、《人寰》等十多部作品。对八年劳动，长达二百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及其他作品的写作精神给予了赞誉。有人在今天还为文学这样雄心勃勃地沉醉投入和努力，还这样玩命地干，是令人感动的不易之事！他认为九八年长篇是作品比较齐整的一年，作家们各自以其生活的密度和艺术的敏感及尖锐度发挥着自己的特长。每一部作品在九八年的出现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雷达认为九八年的中、短篇小说仍然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态势，对《小姐您早》和《大树还小》等一系列小说表示了肯定。李敬泽对王安忆的中篇《隐居的时代》等作品表示了关注，他认为平心而观，我们自己的一些杰出作家的作品并不比同时代的西方作家甚至获大奖的作家作品差。王安忆自己也对自己的作品表示了中肯的意见，她认为在短篇小说中，苏童在九八年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值得注意，她认为苏童似乎是在进行着某种训练和修炼，好的短篇难得，而苏童在他的短篇中有着把某种虚构的东西写得刻肖逼真的能力，这需要短篇小说的技术和结构能力。
众多的报纸副刊和散文杂志及文学杂志的散文栏目亦然为散文的发展提供着广大的生存平原，《散文选刊》还列出了包括季羡林的《清塘荷韵》等十数篇散文的“排行榜”。雷达特别指出了九八年一系列尖锐犀利的思想随笔，以及以怀人忆旧主题为历史提供镜鉴的一系列文化散文的成果和意义。王安忆对余华关于读书的笔记散文也给予了关注。余华于九八岁末结集出版的《我能否相信自己》，以其凌厉直言的智慧方式给“散文”这一宽泛的文体带来了别样一种文风和节奏。
《落泪是金》等作品给九八的报告文学引来了新的话题。李敬泽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今天的文化功能提出了疑问。报告文学在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矛盾中如何取正自己的位值，报告文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文体伦理责任，报告文学面对今天众多新闻媒体如何确定自己的方向，这都是我们面对报告文学这曾在现实中担当重任的文体时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诗歌的看法存在着相反的意见。几乎每个人都对抽象或古典意义上的“诗”或“诗歌精神”表示了肃然和神往之情，但大部分人都对诗歌的现状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九八年发表了《飞行》长诗的诗人于坚对诗歌则持坚定的乐观态度，他为自己的诗歌在文学圈子以外的人们那里取得更朴素直接的共鸣而欣慰。他认为文学中最精粹的形式是诗歌，诗歌有理由有能力写得更好。诗人们遇到了最平稳、干扰最少的历史时期，五四以来最优秀的诗作理应出现在今天。今天的诗人虽然没有五十年代那么高的位置，但那并不是诗人单纯以诗歌而赢得的位置。诗人在今天的位置才是确实的位置，诗人在真正爱诗的人们心中找到了真实。
吉狄马加对九八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大都能创造性地把本民族的深厚资源充分发掘，从而使本民族纯粹丰厚的文化资源成为更广大世界的普遍资源。《尘埃落定》等作品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还特别指出在九八年如哥布、列美平措、何小卒等一系列青年诗人的作品，他们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个人命运与自然及人群的亲密关系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独异的宽阔品质。
关于九八年的文学大家都有一些不约而同的关键词和相同相似的句法语式，我们集中地把这些众多作家和批评家们共同触及的“焦点”一一考较过来，或许能从中看到文学在“一九九八”这迅疾一年的侧影和风貌。
一、“限度感”不同的作家和批评家都用意识到的“限制”、“局限”和“门槛”等词来形容着各自体味到的某种边界。九八年处于世纪之交的“限度感”，对小说、诗歌功能、结构认识的“边界限度”，传统形成的文学观念的“限度感”，以及自己各种素质和艺术能力的“限度感”等等，我们采用了李敬泽提出的“限度感”这一词汇，来描述人们对文学、现实和自身反思时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这是九八年文学表层现象下的某种心理状态，只要我们的文坛还能有这样的切肤之痛的“限度感”的存在，我们的文学心态就必然会保有着警醒和自觉，只要我们能切实地触摸到了某种限制的边界，突破和发展的第二步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在九八年清楚地看到了人们对于“限度感”的惊觉和冲击，只要这种自知和冲击存在，哪怕九八年表层呈现的作品再少一些，我们也有理由确信九八年文学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有所作为的一年。
池莉这样回顾自己的一九九八：一九九八年，最关注的是自己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写作，自省和自身的修养，对汉语文学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意识到要做一个比较好的人，做一点比较漂亮的活儿。一九九九，我将一如既往。
二、“浮躁”人们都发现了文学中的这一心态，人们又都似乎在自觉地防御着这一心态。期刊、出版社中作品的大量涌现和可圈可点作品的匮乏使“浮躁”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也有逆流而上者，也有大林深泉人，也有苦心孤诣踏实沉潜的劳作者，他们以自己厚重的作品沉实地和九八年相遇了。《故乡面和花朵》的八年之功，《尘埃落定》的辗转路程，《日光流年》的多年经营，《第二十幕》的打磨煅熔以及诸多沉降于深处的磨剑修炼者……吉狄马加说，九八年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文坛的浮躁之气在相当一批作家那里减弱了。近四年写作完成的《日光流年》以多角度的丰富内涵向读者传达了人对生命的抗争和勇气，阎连科觉得这近四年的时间花的值得。“这是一本我可以安心送给朋友的书。”他以这种平静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浮躁是浮躁者的浮躁，正如《浮士德》之于德国十九世纪，《红楼梦》之于中国封建末世，一个时段的文学史只需要极少数的作品作为尘埃落定后的界碑和标记。
三、“汉语写作”“汉语写作”也许早就被人提起，但九八年随着二百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出现，人们又重新思考它的涵义。文学的形式因素就是汉语，我们对汉语特质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李敬泽说，《故乡面和花朵》在尝试着汉语写作的可能性，它系统地对现代汉语内在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和探索，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其规模与深度都是不可忽视的。作者刘震云说，我们的汉语有了千年历史的流程，它身上负载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希望看到汉语散发青春光芒和枝叶光泽的样子。我们先秦时期“鲲鹏九万里”、“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诸多语言传达都有令人神往的魅力和魔力，每一个从事语言文字写作的人，都有责任为焕发汉语的青春活力而努力。《日光流年》中对象声词的生动运用、《高老庄》中文言词和陕西土语的转化发明及王安忆在《忧伤的年代》等作品中对平易深厚语言的精细用心都在暗合着“汉语写作”这一主题。从高尔基的“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到中国文学今天的语言实践实绩，这是一段难以一言尽之的路程，每一个真正喜爱文学，并希望从阅读中享受到审美愉悦的人都应该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四、“跨文体写作”九八年“跨文体”一词在《莽原》、《大家》等多家杂志叫响，作家们不满足于现有文体的形式，尝试着在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绘画等艺术体例分割之间创造一种交叉、融合的“文体样式”，以“跨文体”命名这种形式创新和探索。《大家》一连几期的呐喊宣传“新的文学精灵———‘凸凹’来了！”更在读者心中引起了不同震动。李巍说《大家》推出的“跨文体”写作样式———“凸凹”文体在九九年首期集中推出，也收到人们见仁见智的评价回馈。其实跨越某些既定文体的格局界限在许多前辈作家那里早有实绩，但被喧闹得如此热烈也许是九八年的特有场景。这也许是人们另一种“限度感”的表现和超越应对吧。韩少功说，我所见到的《上海文学》、《莽原》、《黄河》、《花溪》等都在“跨文体”写作方面走出了切实的一步。《天涯》的发行量在今年不跌反升，也与这方面的调整先行一步有关。
五、“断裂”韩冬、朱文关于“断裂”的问卷调查在文坛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过于尖锐的问题和激烈的言辞引起了许多人同样尖锐激烈的反对。雷达说，他们的偏激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必过于形成讨伐之势。相同意思相同的观点其实早就有过，只不过他们采用了更为极端刺激的方式表现。李敬泽对他们的行为持较宽容的理解态度，他认为他们这一行为强调的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是一次自断退路的做法，最好不必实对实地来“对簿对账”。于坚认为社会对“断裂”问卷的态度传达出我们所处社会正走向宽容和活跃的信息，逐渐宽阔呈现的空间使年轻人说话的出发点更接近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也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带来的变化。
六、“七十年代作家”邱华栋认为九八年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全面崛起的一年。在众多文学期刊的栏目中，都可以见到他们这样一批人的面孔，但许多选刊仍然对他们持谨慎态度。李敬泽认为，九八年只是他们的一个集中“亮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群人的作品中看到其特殊的气质和特殊的经验方式，但他们的未来和意义如何，还言之过早，他们的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列，我们只能对他们寄予希望。
七、“关注批评”王干说，从没有像九八年这样，对冷落已久的文学批评给予如此的关注，以致成为新闻的话题之一。接连召开的文艺评论会议和全国文艺理论会议是全国规模的集中研讨，《创作评谭》等刊物专门针对文学批评召开的会议更使人们形成对“批评”关怀备至的印象。但究竟“文学批评”在今天应该如何发展、应对，这是落在每一位批评家肩头的实在重担。雷达说，批评也正在进行着自身的变化、超越和重建，文学不会消亡，批评也不会消亡。我们相信理性严谨、逻辑严密的批评家对自己的位置也一定会有一番丝丝入扣的计划推演和安排。我们真诚祝愿文学批评带着九八年人们的关爱和问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
八、“古典”和“感动”伴随着曹文轩的《草房子》和《红瓦》的反响，作家抱着对诸多热衷于描写阴冷、灰色、庸常原生态作品的不满，逆流而动，提出了要重申“古典”存在的权利，谱写悲悯情怀的“感动”文章的主张。这是对大量以“调侃”、“反叛”、“反讽”为现代性的作品的反动，是在现代状态下对“古典”和“感动”的重新思考。他呼唤浑然的美感在作品中出现，希望大量不美不洁的“腐鼠”式的画面不要以“认识价值高于一切”的名义进入心灵。这在今天实验写作热潮涌动的文坛有几分“蓦然回首”的亲切和温暖。九八年的文坛应该有这样一种纯净而有力的声音。曹文轩以自己作品的纯净优美境界向人们发问：写“花瓶”好还是写“痰盂”好？！
九、“旧作重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发表于九七岁末，被《新华文摘》、《北京晨报》等转载于九八，并持续不断地在九八年成为文坛内外的焦点话题之一。改编电影、改编电视剧，报刊连载，单行本问世……它在九八的热闹场景俨然成为九八文坛的又一全新“事件”。《许三观卖血记》在出版不甚景气的今天重新畅销登场，也使九八的文坛又增加一道风景，“张大民”和“许三观”等底层劳动者的形象在九八年被人们重新指认接纳，不能不对某些抽象玄虚的闭门造车者提供某种参照，但同时也让我们的文坛又一次领教了影视传媒的联姻对文学的巨大作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由此被九八年文坛接纳为重归的“陌生客”。
回忆中的一九九八年新鲜而又陌生，九八年的文坛诸事被裹挟着又拥进一九九九年。作家评论家们对新的一年的自信和乐观使我们不由对逝去的一九九八心怀敬意。因为时间流程上的常识是：没有九八，便没有九九。
邱华栋说，一九九八年我们更注重的是积累和沉潜，我们正在做着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李敬泽说，中国文学经过“文革”的断裂，新的一代人经过新时期的二十多年，似乎已经接起了文脉之气，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元气恢复，到了收获像样东西的时候了。所以九八、九九年有好的作品出现，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于坚认为这二十年是诗人运用现代汉语写作以来受到的干扰最少的时期，青史垂名的最好诗歌也应该在这一个时间段出现。诗人们对诗歌这文中精魂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自信，我们相信这乐观和自信是来自他们的智慧、辛劳和汗水。文学，这绵延长久的事业被局限在短短一年中的描述是多么的不适，但它绵延长久的时间进程使我们对它过于匆草的片断式描述略感心安。文章千古事，所有的文学都要面对漫长的时间发言，所有的作品都将在时间激流的沉浮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们就这样倚着农历戊寅年的岁末门槛，畅心舒一口气，从这乌木亮闪的门口眺望诗人心中那虚怀以待而又将涵纳富有的一九九九吧！
你好，一九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