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们必须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
鲍昌
一九五四年底，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了扩大会议，针对胡适派的反动思想和“文艺报”的错误进行了斗争。胡风先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我以为：如果他真能够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自然是值得欢迎的。但令人愤懑的是：他的长篇发言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党、对党的文学事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民族文化遗产等所采取的极端错误的态度。他并不是真的想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斗争，而是趁此机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又一次地散布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批判这些错误观点，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就会分不清是非，把假马克思主义当作真马克思主义，就会被缴了械，不能胜利地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斗争。
胡风先生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但我在这里只是就他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进行一些批判。
胡风的文艺理论上有个极端错误的主张叫作“主观战斗精神”（或什么“人格力量”“自我扩张”等）。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相反，胡风先生认为：文艺作品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不在于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在于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种“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弱或有无就是现实主义强弱或有无的标志。下面一段话是最能代表他的这个意思的：“如果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像志贺（指日本作家志贺直哉—昌）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底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底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这追求底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密云期风习小纪”九九—一○○页）
请看，作家只要自己主观上的“追求”“寻求”就可以“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用不到“经过大的生活波涛”。至于客观生活吗？那并不是头等重要的。在创作中“道听途说的材料也可以，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用你底精神力量从那些材料里面取出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在混乱里面”二三页）。
与此相类似的，胡风还宣传作家的什么“诚实的心”。“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或追求，那他底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那来塑成完全新的另外的东西”（“在混乱里面”二三页）。或者是：“……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同上书五八页）。
胡风给现实主义带来的“创造”——不！给现实主义带来的歪曲，就是这样的。难道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
不能否认：一个作家是有他的主观条件的作用的（例如他的思想，艺术修养，生活态度，才能等），但文艺作品首先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客观现实的反映。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生活，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那么凭什么来创作呢？曹雪芹是“半世亲见亲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红楼梦”第一回），有了丰富的生活感受，然后再加上“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主观努力才写出不朽的“红楼梦”来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亲自在暴风雨似的斗争中经过了锻炼，然后才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例子是太显明了。即使某些作家没有亲历其事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也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虽然没有参加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但伯爵本人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尝过战争的味道的。施耐庵的“水浒”虽是宋朝的事，但他如果没有经历过元末的农民起义，就不会写出栩栩如生的梁山好汉来。
空洞地谈什么“主观战斗精神”而不指出它的阶级内容，那是连资产阶级艺术家也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艺术家也可以说：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很强。当陀思退也夫斯基在“魔鬼”中立意要污蔑革命时，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不也是很强吗？胡风先生是否也要去赞美呢？
抽象地谈什么“忠实于艺术”“诚实的心”而不强调作家的阶级立场，是同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点没有任何区别。胡风这个“理论”和最近苏联批判的包米朗采夫的谬论是很相似的。那种理论企图反对社会的、阶级的标准，而把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标准，所谓作家的真诚态度，来作为评价一部作品的根本标准。不管装饰了多少马克思主义词句作外衣，强调所谓“真诚”、所谓“诚实的心”而不去作阶级的分析，这还不都是唯心主义者的口号，和唯物论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也许现在胡风要辩解：“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抗战初期那一种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的热情’，甚至就是‘社会主义精神’。目的是为了‘给作家们唤回对于实践的庄严感觉’。”但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这样来说呢？“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呵！不得不使用‘奴隶的语言’呵！”是的，国民党统治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总不至于把“客观现实生活”说成“主观战斗精神”吧！
问题是很清楚的：“主观战斗精神”决不是胡风所辩解的“社会主义精神”，其目的也不是为了
“唤回对于实践的庄严感觉”，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不管胡风过去和现在怎样来诡辩，正因为他在现实主义理论上这个最根本问题上进行了最多的、最经常的错误宣传，而且在历史上又已造下许多不良影响，因而，我们在今天予以彻底的批判是完全应该的。
当然，在胡风先生的文章中有时也能找到“深入生活”的词句。但他是深入什么样的“生活”呢？原来是：什么地方都有生活。最典型的是他在一九四八年对北京各大学文艺青年说的一段话：“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那里有人民，那里就有历史。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为了明天”一三七、一三八、一三九页）。
这个理论他宣传不只一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作家和文艺青年，绝大部分都是从非无产阶级中出身的。你号召他：“不一定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写你周围的人们和生活吧！那就意味着要他们安于他们的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永远和工农兵大众隔绝。使他们得不到思想上的改造、立场的转变和生活上的充实。事实上，当时有些青年和学生就是这样受了他的理论的影响，拒绝了到革命根据地去。胡风在一九四八年宣传这种错误思想，是明显地故意和党的文艺方针对立。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对我们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而不要“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
也许胡风要反驳：那你就是让作家只写工农兵生活，你就是“逼得只能写这‘以外’的生活的作家放弃创作。”您错了，胡风先生！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强迫今天所有的作家都只能写工农兵，而不准写其他阶级，也没有说一个作品中不能有工农兵以外的非无产阶级的人物。但写工农兵是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千千万万在人民大革命中的死去的烈士和生存着的英雄们要求作家们去完成的任务。作家应该刻划时代的真实面貌，描写现实生活的、革命的本质的方面，作家应该以最大的努力首先描写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光辉的斗争——暴风雨似的编年史。这是人民的要求，也是光荣的历史任务。谁要是看不到这点，不提倡作家们投入到群众生活斗争中去，描写工农兵典型形象，反而像阿垅似地提倡“其他的阶级”“也有作为一定主角的资格”，那他就是有负于人民，就不配称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
胡风的各式各样的诡辩，都不能强使人民放弃这个正当要求，也不能强使作家离开他们的正确道路。
胡风在现实主义理论上的又一个错误是他抹煞了进步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不错，在他的作品中有时也提到“思想”“理性”等字样，但他指的“思想”“理性”是什么呢？请看他这两段话：“思想（意识），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思想’，非得成为‘意识的存在’，即从现实要求来的主观的要求不可。”“实践性的真实的思想（‘理性’），决不能不是‘感性的活动’底内容，不能不成为热情的实践态度”（“论现实主义的路”七二、七三页）。这两段话是很晦涩的，但意思却看得出：“理性”　（真理）是什么呢？不是在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物和现象的正确的、经实践检验过的反映——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指的客观真理，而是什么“主观的要求”“感性的活动”“热情的实践态度”。好了！假如资产阶级“从现实要求而来的主观的要求”是剥削工人，那么剥削工人也成为“实践性的真实的思想（“理性”）”了；假如帝国主义者的“主观的要求”想杀人，那么杀人也成为“理性”了。胡风在这里已经完全堕入了胡适派实用主义的泥沼！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造成了胡风对于革命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十分轻视态度。他一直在强调：作家不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凭着创作实践上的胜利（又说为
“现实主义的胜利”），自然会达到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对一个作家说：“多读哲学科学书”，这是“把一般原则代替了具体问题的提法”（“剑·文艺·人民”三三页）。一九四○年他又说：“文学与政治的联结（矛盾与统一）问题，实质上就是创作与生活，或者说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的联结问题。”（同上书一五○页）认为只要把创作和生活联结起来，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有了“政治”了。而那些要求文艺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人们，一律被他在“主观·公式主义”的帽子下，被辱骂得一钱不值。什么“文学上的投机主义”啦、“坐着概念的飞机藐视人寰的‘航空战士’”啦等等，一句话，胡风是十分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的。
他特别爱举巴尔扎克作例子，说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世界观反动，但因为有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终于被恩格斯誉为“现实主义上的伟大胜利”云云。不错，巴尔扎克是取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但要反问一句：巴尔扎克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了吗？在社会主义胜利和即将胜利的人民新时代，要写出真正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家本人倒可以不需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可以想像的吗？高尔基在一九○六年写出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母亲”，也是他“在九十年代就已经遇见了俄国人民解放斗争底实践所推动的无产阶级底科学底世界观”（牟雅斯尼科夫：“列宁与文艺学问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总对我们强调：“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胡风总爱把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拿到今天来大肆宣传，在实质上是抵制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
胡风在现实主义理论上的又一个错误是他在创造人民先进人物典型问题上的错误。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在创造人民中的先进英雄典型时，可以对他们的优秀品质进行必要的夸张与突出刻划，塑造出令人鼓舞的英雄榜样。别林斯基早就说过：“这便是描写底典型性：诗人采纳他所描写的人物中最尖锐、最特征的特色，而放弃一切偶然的、不能帮助衬托他们个性的东西”（“别林斯基选集”中文本第一卷三七四页）。这一卓越的命题曾在马林科夫同志的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得到了完整的阐释。而苏联文学在实践中所创造的一些成功的夸张典型（如“真正的人”中的政委伏罗比尧夫、“伐西里·焦尔金”中的焦尔金）也已证明了这点。但胡风却主张什么呢？他主张要描写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所谓“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以及怎样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是憧憬里的清一色的‘优美’”（“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一—一二二页）。他特别强调描写人民的“自发性”，所谓“发现并反映这个自发性，正是不幸置身在只有依据它才能开辟生路的大‘泥沼’里面的作家们底庄严的任务”（同上书一二三页）。你要是反对这两点吗？那你就是“一般性的原则”，你就是“在‘岛球’上讨论天文学……和敝地球上的事是不大一样的”（同上书一三二页）。胡风特别以阿Q、闰土、祥林嫂作证，说他们都是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而却成为著名的典型云云。但胡风却完全没有看到：苦难重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十年来的血火斗争中觉醒了、锻炼了、成长了。正在你提倡“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多少光辉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是依靠“自发性”，开拓出生路的，反之，却是在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觉战士！不错，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创造的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的阿Q，永远会成为中国文学上的光辉典型，但它所代表的却已经是中国人民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代了。
胡风的错误的文艺思想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中——根据毛主席的分析：“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们虽然有“很大的革命性”，“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毛主席指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至于这个思想改造的道路，毛主席又指明：“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些英明的指示是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而指出的。经验证明：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但胡风却不去宣传这个，相反地，他认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因此，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必去深入工农兵大众中去，不必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要“凭着思想要求的力量，一面和笼罩着他们的买办性封建性的文化作战，一面深入他们的内容，坚守并创造更多也更强的实现历史要求的桥梁，不正是现实的客观条件所规定的和人民结合以及自我改造的光辉的实践的道路么？”最后，他明白地规定：“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底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以上见“论现实主义的路”七七、八二、八三页）。原来如此，如果说胡风先生赞成“思想改造”，那么，这就是他的“思想改造”的道路了。
必须指出：思想改造是一个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过程。无产阶级思想之获得，只能由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参加革命斗争实践而来。“创作的实践”也是一种实践，但它不等于就是革命斗争的实践，它不是一个阶级性的概念。胡适也有“创作的实践”，也有
“对于实际的‘观察’”，但他并没有得到思想改造，反而越“实践”越堕落成为战贩。不！光靠
“创作实践”来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行的。这里，必须毫不含糊地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入工农兵群众”的“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练”问题。胡风偏偏否定这些思想改造上的根本关键。因此，我们就完全可以公平地说一句：他也就在实质上否定了思想改造。
但胡风又以鲁迅作证，说鲁迅仅仅“由于对于实际的‘观察’”就变革了世界观。这是歪曲！鲁迅自己就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他还曾亲自翻译了普列哈诺夫的美学著作；同时他密切地联系当时的左翼文化运动，密切地联系着党（特别是瞿秋白同志）。正是由于他认真地接受了党的影响，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才能“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致于战士”（“瞿秋白文集”第二册九九七页）。由此可见，鲁迅的道路和胡风先生所提倡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
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胡风之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根除自己的错误思想，正是他实践了自己规定的错误的道路的结果。因而，在批判他全部错误文艺思想的同时，着重地指出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综合以上各点看来，胡风先生的“现实主义”理论不过是这样的：否认现实主义的基础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而认为是作家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和什么“诚实的心”；否认进步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作用，而强调通过作家“创作实践”自然地走向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着重反映重大的人民斗争生活，而强调“什么地方都有生活”；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着力去创造先进的正面英雄人物典型的迫切必要性，而强调作家应描写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和“自发性的斗争”；否认作家需要思想改造，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恶毒的污蔑。请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切精髓都抽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指示的文艺路线被抛弃了，胡风要我们走的是离开党的路线的歪路，怪不得他要反对我们，要给真正的现实主义扣上“妨碍现实主义的发展”的帽子了。虽则过去对他的这些错误理论有过批评，可是丝毫也没有引起他的醒悟，他的错误至今没有改正。在这次发言中，他把“主观战斗精神”改头换面称为“斗争要求”，继续宣传他的唯心论谬论。应当指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理论上是造下了相当恶劣的影响的。在抗战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胡风为首曾经结成一个理论上的小集团，狂热地散播着这些谬论。一九四五年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刊登过舒芜的“论主观”一文，这是他们的主观唯心论哲学思想的纲领式的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词句：“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经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而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最后他竟要求人类“……不断战胜自然，以争取无限的生存机会，真正实现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了。呜呼！如果不在杂志上注明是一九四五年的文章，人们真以为是贝克莱大主教粉墨登场了。何等露骨的主观唯心论！但它却被那样多的马克思主义词句点缀着。而且舒芜当时还自夸为这是“约瑟夫（指斯大林——昌）阶段的新哲学”，胡风在“编后记”中也捧为：这是“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是不能不令人十分震惊的。还应当指出：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并不只限于理论范围内，在对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上也产生过、并且还在产生着影响。以“希望”“呼吸”“泥土”几个刊物为中心的某些作家（如路翎等人）就长期没有摆脱开这个错误思想的影响。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着小资产阶级个人“斗争的过程”“生命的呼唤”“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等。歌颂着个人主义者的“英雄气概”，要求“主观精神”“楔入”世界、“拥抱”世界，即使是在“拥抱”世界中“受伤流血”了，那也要求“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路翎：“财主的儿女们”题记）。难道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青春的祝福”等小说不正是这样的作品吗？难道直到最近他还在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中犯了错误，这是偶然的吗？可以断言：胡风及其小集团的错误思想，乃是在五四以来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股顽强的逆流。这是一种以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在哲学思想上是属于主观唯心论的。在文艺理论上，则始终对抗着党的文艺路线，散播着各式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毒素。它是以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自封要在新文艺运动中“架起一道通到这个将来的，虽然太小但也许可以是聊胜于无的暂时应急的桥梁”的（“剑·文艺·人民”序言）。它一直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轻视并抵抗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我们可以看出：在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以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例如对待民族遗产的态度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胡适派的观点达到了客观上的一致结论。如果说，胡适派的余毒在今天学术界中还大量存在，那么，胡风先生在文艺界中的错误影响也决不能予以轻视。在对“文艺报”批评时，胡风不仅继续散播了许多有害的观点，而且首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指向了党。可以说，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被克服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又一次挑战。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胡风的这一挑战采取任何麻痹轻视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和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必须严厉地批判这种文艺思想，才能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文艺战线，更好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