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雪垠老师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忆雪垠老师
　　穆青
　　今年五一节前夕，我从外地回京，得知姚雪垠老师逝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几个月前姚老因中风住院时，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原以为这次回来，他的病情会有好转的，没想到突然间竟这样匆匆地永别了，连最后再见他一面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我和姚老最初的相识，早在六十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正在家乡河南杞县大同中学读书。1935年底，姚老师经梁雷老师介绍，来到我们学校。三十年代的中国，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地处豫东一隅的杞县大同中学，因为校长王毅斋的影响力及开明态度，加上中共地下党的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成为莽莽中原少有的一块净土。我后来得知，姚老师当时也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才辗转到这里避难的。
　　记得当时校园里有一个幽静的小院，姚老师就住在这里。平时，他总是闭门写作，很少外出活动。有时候梁雷老师有事，便请他给我们代课。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上课的情景：经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大襟上插着一支钢笔；讲起课来从不拘于课本，总是借题发挥，宣传革命思想，语言充满了感情。有时激动起来竟热泪盈眶，使我们深受感动。
　　饱满的激情，儒雅的风度，使姚老师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当时学生中有一个课外文艺小组，大家在一起阅读进步文学，交流写作体会。和姚老师熟悉后没多久，我们都被吸引到他身边，一得空就去他那间小屋，听他讲文学，谈时局，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也非常热情，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常常是夜深人静，月影西斜时，他的小屋里还弥漫着热烈的气氛。几十年后，他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充满激情地回忆起当时：“繁星深院传真理，斜月幽窗写短篇。共唱救亡悲下泪，私谈局势愤挥拳。”其情其景，思之令人神往。现在想起来，尽管那段时间不长，却给了我很好的文学和思想的启蒙。
　　1936年的下半年，姚老师离开杞县去了北平。学校在梁雷老师的倡导下，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文学杂志，取名《群鸥》。因当时杞县缺乏印刷条件，我们便和姚老师联系，把每期的稿子寄给他，由他编好后在北平排版付印。第一期杂志在1936年底出版，其时离鲁迅先生去世不久，记得封面就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像。现在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姚老师为了支持同学们抗日救国的热情，该经历了多少艰辛和风险，付出了多大精力啊！可惜的是，《群鸥》杂志刚出三期，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旋即被查封。但仅仅这三期杂志，亦产生了抗日号角的作用。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尽管姚老师只在大同中学断断续续住了几个月，但对学生来说，他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他本人，这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1981年，当大同中学重新复校的时候，回首从前，他曾深情地写过一组《大同中学感旧》的诗，其中一首是悼念校长王毅斋的：
　　高风每忆王夫子，磊落光明是我师。
　　遍地阴霖惜火种，漫天飞雪护花枝。
　　聘来教席藏亡命，送走生徒举义旗。
　　坎坷忠魂应自慰，大同事业令人思。
　　其拳拳深情，于此可见一斑。
　　1937年夏，我从大同中学毕业后，考入开封两河中学读书。当时姚老师也从北平回到开封，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王阑西、范文澜、嵇文甫等人创办了《风雨》周刊，他任主编之一。其时抗战已经爆发，济南、太原相继沦陷，开封也危在旦夕。但就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坚持以《风雨》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积极宣传全民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形成了当时开封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我因姚老师的关系，经常到风雨社帮助工作，并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报告会、座谈会、游行示威等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当时的风雨社，名为一个杂志社，实为我党在开封的一个联络点。据我所知，在那一段时间内，就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经风雨社介绍纷纷奔赴延安或到山西八路军抗日前线。到1937年底，开封形势更加紧张，我便相邀几个大同中学的同学，在姚老师的关怀鼓励下，拿着风雨社的介绍信去了山西，参加了当时在临汾创办的八路军学兵队。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党和姚老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亲手把我送上征途的。
　　以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前后方音信隔绝，我很少听到姚老师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在大后方从事创作并陆续发表了《差半车麦秸》、《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等几部著作，颇受当时文坛的好评，其他便一无所知了。直到解放以后，才听说姚老师在湖北工作，而且一直笔耕不辍。但后来又传来他被错划为右派的消息。当时，我除了为他叹息之外，内心更增加了对他的想念。我不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位久别的老师。
　　没想到，1975年底，我突然得知他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已调来北京，全力进行长篇《李自成》的创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便连忙赶去看望他。久别重逢，我们都无法抑制心头的激动，两人的眼里都溢满泪水。回想当年我们在河南分手时，姚老师还是一个英姿飒爽的青年。几十年岁月沧桑，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唯一未变的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蕴藏着我们师生之间绵绵的情谊……
　　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抽些时间去看望他。也许是由于周围政治空气和写作环境的改善，每次见面，姚老都是精神矍铄，心情很好，尤其在谈起他的创作计划时总是那么充满激情和自信。但对自己过去所受的磨难却很少提起，只是在讲到他如何在逆境中开始《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时，才谈起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后，曾下放到蒲圻农场劳动。白天和别人一样干活，晚上便偷偷摸摸地开始《李自成》的写作，有时为了躲避监视，不得不在夜深人静之后，悄悄爬起来坐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凭借一只手电筒的微光，在被窝里写作。谁能想到，一部鸿篇巨制《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竟是在这种传奇般的景况下，艰难诞生的。
　　打那以后，姚老师便养成了夜间写作的习惯。不论寒冬酷暑，也不论是在武汉或者北京，他总是每天夜里三点钟即起床写作，天亮时外出活动活动筋骨，早饭后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中午，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甚至在他这次中风瘫痪后，有时夜里三点左右，他还是习惯性地爬起来，因为行动不便常常摔倒在地板上。
　　在我和姚老师多年的接触中，处处都感觉到他对文学艺术至高境界的追求，对《李自成》这部作品的创作，可以说已达到呕心沥血、如醉如痴的程度。每次同我谈起这部作品时，总是把他对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构思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听，讲到激动处往往泪水纵横，半天说不出话来，而讲到兴奋时又会破涕而笑不能自已。
　　为了精益求精地写好《李自成》，再现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那页悲壮的英雄史诗，几十年间他几乎查阅了所有能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他的书房里，保存有整柜的资料卡片，每一张都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楷。姚老师告诉我，这些卡片中，大部分是《李自成》的，但也有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他说他准备在八十岁之前写完《李自成》，然后还要写太平天国，写辛亥革命。
　　没想到写完《李自成》，他便耗费了全部的精力，思之令人遗憾。但这部呕心沥血的长篇巨著，以及他一生留下的七百多万字的作品，足以证明他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奠定了他在文坛上卓有成就的地位。而他在长达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艰苦求索的治学精神，更是留给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非常关心我的工作，经常问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1982年我担任新华社的主要领导之后，他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担子重了，工作会更加繁忙，但不管怎么忙，你一定不要放下手中的笔……”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泪洒偏关》的散文，悼念我在大同中学的老师梁雷。他看后曾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是“很少看到这样感人的文章了，我一边看一边落泪”，同时鼓励我说：“你有丰富的阅历，有很好的功底，多写些散文，必有成就。”读着这温勉有加的话语，我仿佛看到当年在大同中学的姚老师又站在我的面前。
　　最使我难忘的是去年国庆节期间，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的情景：当时他因患中风瘫痪症已是第二次入院治疗了。走进病房，只见躺在病床上的姚老浑身上下已瘦成了皮包骨头，原本大而明亮的眼睛在瘦削的脸庞上更显得异常突出。我坐在他身边，抚摸着他枯枝般的手臂，和他大声地讲话，可无论我怎么讲、怎么问，他都没有一点反应。从他那呆滞的双眼里，我再也看不到已往的睿智和激情的光芒。一阵心酸，我竟止不住热泪盈眶。想不到一向鹤发童颜、身体健康的姚老竟被病魔折磨成如此光景。几十年艰苦不辍的笔耕，似乎已耗尽了老人全部的精力。
　　我起身剥了一颗葡萄，去掉籽，送到他嘴里，没想到他竟很快咽了下去；我又剥了一根香蕉，一口一口地喂给他，他也慢慢地把它吃完了。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多少有点欣慰，便拉着他的手又说起话来，可他还是那样毫无反应地、呆滞地看着我，看着我……
　　那天因为是节假日，病房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只有一个安徽籍的小姑娘在陪伴着他。我问她，姚老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她说：“是，来医院半个多月了，老先生就没有说过一句话。”看来，一切都是徒然了。最后，我只得取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大大地写上：“我是穆青，来看你，望你多保重，早日康复。”我把纸放在他眼前，停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他眼里有了一点点泪花。此时，我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悲恸，放下纸片，便踉跄着含泪走出了病房，甚至不敢再回过头来看他一眼……
　　以后我和他家人通过几次电话，我跟他们说：“姚老师只要恢复一点语言能力，你们就赶快通知我。”可是我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到这样的电话。
　　我知道不会再有这样的电话了，一切都只能成为永远的记忆，深深地埋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