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求新求变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本期话题

　　□1999年是文学期刊经受多种考验的一年。各个文学期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约请一些期刊主编和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同志，共同对文学期刊的诸多变化、发展作一年的回眸。
　　文学期刊求新求变
　　本报记者杨少波
　　期刊印刷、纸张选用、美术设计及开本大小都成为文学期刊革故鼎新的第一步骤，正是这一步使文学期刊的面貌产生了“焕然一新”的感觉。
　　《莽原》采用国际流行的小开本设计，使许多《莽原》的老用户惊喜不小；《芙蓉》图文并举的格式和横竖不拘的排版透出创意的青春活力；《大家》增加了文中插图的质量和分量，使文图互见，相生相展；《时代文学》改为另一种国际流行的大开版本，体现了主办者追求沉实厚重的初衷；《长城》专门从深圳的画家工作室聘请了画家设计封面；《作家》显豁特异的封面“苹果”让读者一口一口吃了一年……形式上的变化体现着文学期刊面对市场时不卑不亢的应对，他们在回应市场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坚守的界限和相当的品位。
　　《莽原》主编张宇谈到刊物采用新开本、压膜印刷时说：中原文化过去以“土”扬名，但中原文化底蕴里也不乏“雅”的内含，我们采用精美便携的国际流行“异型版本”，就是想使我们中原的文学期刊品位高雅起来，我们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想把《莽原》办成开放型的面向全球华语圈的文化刊物。从海内外的各种反馈来看，效果不错。
　　《芙蓉》主编萧元说：我们采用新鲜生动的版式设计是与我们的杂志定位紧密相关的。《芙蓉》定位于二三十岁的青年读者，我们就避开了《收获》、《十月》、《当代》等杂志的风格，让更多青春朝气的因素直接进入我们的整体形象中。从杂志的订数和在特色书店的销售情况看，年轻的读者给予了我们积极的回应。
　　《作家》主编宗仁发透露，《作家》明年还将继续提高印刷质量，采用双胶、铜版、光膜等进口特种纸，使《作家》以更“精美”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宗仁发说：与“文学”相关联的并不总是“简陋”。
　　期刊栏目的设置和主导口号的提出对作家、作品、读者形成潜在的“召唤结构”。
　　选择作品的尺度和标准也决定着文学期刊的风格走向，各期刊在确定自己方向定位的前提下，见仁见智。
　　《莽原》和《大家》、《山花》、《青年文学》等推出的倡导“跨文体写作”、“凸凹文体”等是1999年的焦点问题之一。《大家》主编李巍说：我们提出“凸凹”文本写作，是希望出现一种吸纳、互补其他文本长处的延伸文本，并非仅仅是一种为新而新的形式。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甚至自然科学的文本因素都可能在其中成为有机构成，这需要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一个作家整体素质的体现。
　　我们相信“凸凹”文本的提出，背后有倡导者的雄心壮志和热切期盼，在纷纭的现实面前，每个力求逼近现实的创造者，也许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某种类似的尝试和实验。
　　《作家》主编宗仁发对作品首先提出了“好读”的要求。他说：阅读是时代的要求，满足自己所生存的时代的阅读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作品的文学性价值、思想性价值的实现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之上，“好读”是通向其他门户的第一张“门票”。一般意义上说好的作家不应当脱离时代的阅读，他应当对自己的时代构成重大的影响。不注重这一点的写作往往会造成“懒惰的写作”，在诸多刊物上发表一圈作品，也不管有多少读者接受，自己便产生“红遍大江南北”的错觉。“读者阅读的作家”、“读者知道的作家”和“自我感觉不错的作家”这三者间有着不小的质和量的差别。
　　《长城》主编李延青说：我们选择的标准就是“好作品主义”。《莽原》主编张宇说：我们立足中原，面对的是全国乃至整个华语文化圈，所以对省内作者我们也不降格以求，对那些有潜力的新人我们也决不忽视，我乐意听到“我是从《莽原》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样的话。我希望用严格的标准和尺度把刊物洗干净。
　　充分发挥和利用各种资源办好刊物，是期刊主办者的良苦用心所在。
　　电影、电视、网络……所有可资利用的媒介都被纳入视野。《芙蓉》聘请作家韩东作为他们的小说组稿编辑，《长城》聘请王富仁教授为他们的思想随笔策划选题，期刊在借助各种专家力量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射到了其他媒体上。
　　《大家》决定明年和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合办栏目，让电视这一媒体无法容纳的文字在《大家》上露面。《芙蓉》准备与电影合作，他们在第六代、第七代电影人的锐气中感受到了合作的动向。《民族文学》主编艾克拜尔说，他们要发挥网络这一传媒的优势，准备把《民族文学》的阵地拓展到这一更为广大迅捷的虚拟空间中去……
　　《莽原》则坚持自己低调、努力的方式，主编张宇说：杂志也像一个作家一样，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立场和审美观点，要耐得住寂寞，要挺得住，这样有三到五年的时间，一个杂志的个性、风采才能完全展现给社会，人们才逐渐知道你是谁，你要干啥。关键时刻不动摇、不花哨浮飘，挺住，就是胜利。
　　文学期刊在面对市场时，也还有更多重要的肩负。
　　新闻出版署期报刊管理司刘波司长说：要知道期刊，尤其是文学期刊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它起着报纸、电视、广播、甚至网络都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学期刊在重塑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起着深远而重大的催化、记录和凝聚的作用。新闻出版署期报刊管理司李宝中副司长说：去年几家文学期刊的停刊，是令人扼腕叹惜的事，但文学期刊的转轨发展是整个国家由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见证，经过一年的阵痛、调整，文学期刊的内部活力被调动起来了。众多文学期刊的崭新面貌就是无言的明证。“挑战与机遇并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
　　文学期刊在市场的压力和机遇之下还有着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民族文学》主编艾克拜尔说：我们不仅面临市场状况下的生存问题，还有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的任务，而这种延续性的社会责任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理解、帮助和支持的，希望在我们尽可能调动内部积极性的前提下，社会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扶持。天下为公，善莫大焉。
　　文学期刊经历了一年的自新和调整，各自以新鲜的面貌向读者展现。我们相信这只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诸多的因素需要他们斟酌、调整、平衡、把握：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先锋实验与现实反映方式，读者的普及与提高，印刷、装帧设计的考究与朴素，与其他姊妹艺术和相关媒介的交流与自律，变与不变……有了稳健扎实的第一步，有了真正为杂志操心劳神、扑肝扑肺的主办者们，我们有理由对今后的路有更多更高的期望。（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