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有鱼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

年年有鱼
高深〔回族〕
锦州靠海，水产品很丰富，我家餐桌一年四季不断鱼，而且到什么季节吃什么鱼。
鱼这东西很有营养，据说壮骨健脑的效果最佳。我活了六十多岁，不懂得什么叫牙痛，至今满口牙齿还好好的。有人说年纪大的人身板会萎缩，可我仍然一米八二的个头。有位了解我底细的保健医生说，这可能跟我母亲怀我时吃的鱼多有关系。我出生营口，那也是个临海城市，旺季里的“臭鱼烂虾”比蔬菜还便宜。所以我相信保健医的说法。
鱼虽然好吃，可是天天吃，顿顿吃，也有吃腻的时候。每到海货旺季，开饭时孩子们就不耐烦：“又吃鱼，真没劲。”我何尝没有吃腻了的感觉呢，可是我从来不肯像孩子那么坦率地讲出来。我觉得若那么说了就有忘本的味道了。
回顾一下我们的餐桌，大概家家都能讲出几个难忘的故事。
我家有一个传统风俗，不论多么穷苦，不论多么艰难，每年大年初一这天，餐桌上是必须有鱼的。不是为了吃，只是图个吉利：年年有鱼（余）。这是从父母那儿传下来的，据说父母亲是从祖父母那儿传下来的。
六十年代初，中国人的日子碰到了最艰苦的岁月。官方把那几年叫做“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却叫“低标准”。1961年我在宁夏日报社工作，那年春节前夕，我和往年一样，早早就张罗买鱼，可是跑遍了大小市场、大街小巷，连个鱼苗也不见。眼看着这年的“年年有鱼”就要泡汤了，多少辈的风俗将在我这儿遭到破坏。后来听说郊区有一个跃进鱼塘，养着不少黄河鲤鱼，不供应市场，只供应交际处。我揣上一包存放了半年之久的前门烟跑了去，跟一个副场长拉了半天关系，又递烟又套老乡，拜年的话说了足有一火车，总算花两元钱求了一条不到半斤重的鲤鱼，如获至宝。还有十来天才过年，鱼怎么保存呢？那时候可没有冰箱，得先给鱼套个塑料袋，埋在南墙根的雪堆里，我称它是天然冷库。
除夕夜晚，我去雪堆里取鱼，把雪堆翻了个底朝天，怎么也找不到那条鱼了。是丢了还是叫猫叼去了？我站在墙根处寻思，于黑暗中发呆了好一会儿。没有了鱼，就仿佛没有了一切希望，一家人都打不起精神来。那年大年初一过得静悄悄的，没听见妻子说：“快吃鱼呀，年年有鱼（余）！”也没有听见孩子们喊：“爸，给我择刺儿，我吃‘年年有鱼（余）！’”这个年过得一点情绪也没有。
那时，宁夏没有咸水鱼，偶尔靠上海支援一点，也是凭票供应。早些年还能见着黄花鱼、带鱼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时这些鱼都不见了，过年过节发一张鱼票，也只能买一种很不好吃的“扒皮鱼”。有一次七八个人在办公室里闲聊天儿，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怎么就扯到鱼上了。我说：“这几年怎么看不见黄花鱼了？”大家都说渔业生产跟不上大好形势，可能那里的“走资派”还没有打倒，或许是又找到了什么代理人了。人们显然是在调侃这件事。可是这时有一位我平常一向很敬重的同志表示大不以为然，他非常严肃地说：“同志们，听说小日本发明了一种什么光，只要把它打到海里，鱼就都奔光而去，所以我们没鱼可捕了。”一句话把大家说得目瞪口呆，人们面面相觑，对这不经之谈都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的尴尬。唯独我不知轻重地冒了一股傻气，很认真地反问：“那可就怪了，‘扒皮鱼’怎么没跑过去？是不是‘扒皮鱼’立场坚定，不受小日本的资本主义诱惑呀？”在场的人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乐极生悲，第三天我就因为这件事挨了批，罪名是“否定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帽子很大，不过也就是那么说说而已，大多数人是在逢场作戏，批判过程中也冒出几句调侃性的语言。最后只是让我写个检查便不了了之了。
大概也就是因为我曾经和鱼有过这样一些故事，所以哪怕是一日三餐，餐餐有鱼，我也不允许自己有“腻烦”的想法，不敢说那种忘本的话。一个人常想昨天，爱和昨天比较，这也许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