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新情况的面前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市场新情况的面前
本报记者　古维进
湖北省的国营商业部门，随着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范围的扩大，已经掌握了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湖北省的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和国营商业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特别是去年非灾区农民得到丰收，灾区农民得到政府的大批救济款和贷款以后，更加迫切地要求国营商业部门供应给他们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沙洋、随县、巴东、老河口、浠水等城镇的百货公司曾经感到有一百多种商品需要追加进货计划；孝感、监利、咸宁等县国营商店也感到进货计划要追加五倍至十二倍才能满足农民的购买需要。但是，在市场这种新情况的面前，有些国营商业部门并没有把供应工作做好。
去年十月份以来，湖北省很多中小城市和集镇普遍发生商品脱销现象。脱销的商品有：食糖、食油、熟食、猪肉、絮棉、卫生衣、彩花搪瓷脸盆、毛巾、袜子、竹壳水瓶、纸烟、火柴等等。但在市场商品脱销的同时，全省国营商业十月份的销货计划只完成百分之七十八点九三。其中食糖只完成计划百分之七十八，食油只完成计划百分之五十五点三七，纸烟只完成计划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一。供销合作社的销售计划比国营商业的执行情况还要坏些。
一面是商品脱销、一面是没有完成销售计划，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部门在主观工作方面有缺点和错误。
当前商业系统的许多工作人员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说：“目前是供不应求时期，越少卖越好，完不成计划也不要紧”，甚至有人说：“供不应求、脱销光荣。”在这种错误认识之下，他们不但不去积极努力改进供应工作，从多方面去满足人民的需要，反而乱定规章，甚至违法乱纪，人为地给消费者造成许多不便。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对于计划供应的物资，层层“留机动”，克扣供应指标。鄂城县去年十月份的粮食供应计划原是九十三万斤、县粮食局为了“机动”，就克扣了十八万斤，只拨给鄂城县国营粮食商店七十五万斤，粮店向下边供应时又扣留了十万斤作“机动”，等供应到乡，已打了许多折扣而为数不多了。麻城县冬季絮棉供应指标是十六万六千斤，可是县花纱布商店只给区合作社十二万斤，区合作社为了“留后手”，到十一月份才卖了一万八千斤。红安县油脂收购站分配给区供销合作社的食油供应指标是每人每月三两六钱，区合作社向乡政府供应时每人克扣一两，乡政府向群众供应时每人又克扣一两，等食油供应给群众时每人每月只剩下一两六钱了。
为了“越少卖越好”，各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部门还故意给消费者找麻烦，甚至，想出很多限制购买的办法。在咸宁县，有的合作社规定结婚用布，要从区政府给证明信之日起限七天内买完；生娃娃用布要医生证明才能购买。麻城县宋埠镇花纱布商店规定买絮棉，要搭凉扇。蒲圻县合作社规定买一斤食糖搭一瓶白兰地酒；买一斤猪肉搭半斤臭干鱼……。农民不满意地说：“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指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扣死，多一点不卖；我们不要的东西，你们硬要人买，这是什么计划供应，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有的地区，农民由于对食油供应不满（他们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一、二两食油），带着喷雾器去买食油，说：“政府号召节约，买回去喷打着吃。”
还有，许多地方规定买东西必须站队。当然，在一定情况下，站队买东西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东西也不一定非站队买不可。比如有些地方食糖供应不足，农民是知道的，因此他们向百货商店和合作社建议：“不足供应可以合理分配：先供应产妇、病人、小孩、和甜食商贩，有多余的再供应一般的人。如果没有多余的就不供应。”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实行起来可以作到合理供应，也可以避免站队。但是，百货商店和合作社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们为了自己业务上的方便，还是让农民站队去买。他们并没有把农民站队当作一回事情，正像襄阳县龙五区合作社主任说的：“站队算什么，赶集上山，总是一天。”甚至像麻城县鱼山区合作社主任说的：“不站队买东西，就是社会主义觉悟不高。”他们既然对站队是这样认识，就无怪有些地方的国营粮食商店供应种籽时，竟让农民站队三天三夜，以致有的人站得肚饿头晕。有人说，让农民站队是因为“人员少，顾不来，没办法”。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假如这些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考虑到农民站队的时间过长，要浪费生产时间和增加身体的疲劳——稍微有点群众观点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充分利用私商的力量适当增加一些供应点或是增添一些营业人员呢。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部门不仅对于计划供应的物资没有做好供应工作，就是对于不是计划供应的物资也没有做好供应工作。从全省国营商业的物资库存情况来看，袜子、毛巾、竹壳热水瓶、肥皂、食盐、木耳等是足够供应的，不应该脱销的，但是，在锺祥、英山、鄂城、浠水等县这些物资也脱销了。
做不好物资供应工作，农民自然就有意见，有些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部门就拿“供不应求”作借口来掩盖自己工作的缺点，向农民大讲供求矛盾的道理。当然，让农民了解供求矛盾的道理是应该的，而且有些消费品供不应求是应该用供求矛盾的道理去解释的。但是，也有些消费品供应不足是不能单纯用供求矛盾的道理去解释的。因为今天有些农民对某些商品要求不是已经超过了计划供应指标，以致求多于供，产生供求矛盾，而是因为供应工作中存在保守惜售、层层克扣供应指标等错误，使农民不能按照计划供应的指标得到应该得到的份额。在这种情形下，仍然向农民大讲供求矛盾，当然是不能说服农民的。例如，孝感县油脂收购站供应煤油时，由于层层克扣供应指标，每月的供应计划都未完成（如去年十一月份原计划供应煤油六万一千斤，只供应了二万一千斤），有些农民点煤油灯便受到了影响。农民问营业员为什么现在煤油供应这样少？营业员说：“有两个道理：一、支援灾区；二、点煤油灯的户多了。”农民说：“支援灾区没有意见，但是，为什么我们村里点煤油灯的就没有多呢？”营业员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就向农民讲起供求矛盾的道理来了。农民不满地说：“不管矛盾不矛盾，反正我们村里点煤油灯的没有去年那样多了。”
由于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再加上供应工作本身有严重错误，就造成了农民对于物资供应情况不摸底；产生了紧张心理，有些农民见货就买。在安陆县和平乡里，有些不到五十岁的人也买了棺材，一个孤婆婆一次买火柴七十匣，够用五年的。鄂城县城关有个老婆婆生活困难，政府救济她一笔款。她看见市场上有些消费品不容易买到，害怕将来食盐也买不到，把大部分的救济款买了食盐，这些食盐至少够她吃一、二年。投机奸商也就趁着人为的紧张机会，进行投机捣把。
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国营商业系统的领导上十分忽视对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些领导干部单纯搞业务不大关心政治，甚至有的人认为“只要完成上缴利润就得，政治不政治没有关系。”于是他们主要以“完成上缴利润”来衡量工作成就，不是把“完成上缴利润”和“组织生产，保证供应，密切党和农民的关系”联系起来去衡量工作成就。当市场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及时教育干部认清这一新的形势和对市场应负的责任，这就使得干部的经营思想水平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去赶上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当然，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和地方党委对商业工作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有些地方党委错误地认为商业工作是单纯做买卖，工作好坏“无关大势”，甚至对商业工作非常轻视。去年八月间，有个县长在省里开完财经会议回去以后，向县委提出研究财经工作，县委负责人不耐烦地说：“何必多此一举！”今年春耕生产时，黄冈县有个区长到合作社检查豆饼供应情况，区委批评说：“事务主义，不管大事，管小事。”由于有些地方党委对于商业工作不够重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很少讨论商业工作；即使讨论，也是“会头会尾”的事情（即：开会附带提一提，会末附带提一提，不解决问题）。有些地区，虽然名义上是县长、区长负责管商业工作，但实际上经常忙于其他“中心”工作，把商业工作交给一般干部去管，可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因受到思想水平的限制，不能正确地贯彻商业政策。
现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已经并且还要继续召开一系列的财经工作会议，大力纠正农村物资供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将全面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