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这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不能这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李廷选
山西省广灵县一九五四年办了八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两千三百七十六户，占全县总农户的百分之九点五。这八十九个社大部分办得不好。
有些社的生产管理搞得一团糟，割了的小麦放在地里没人管，收了的胡麻放在场里让雨淋，已经打完的豆秸里还有许多豆子。六咀村社修了一个猪圈就用了一百来个工，地里的山芋还没长大就刨出来三千五百斤喂猪。
有的社虽然增产了，但是因为管理不善，摊子铺得太大，投资太多，社员的实际收入却减少了。王家堡社社员自己有牲口、农具不用，却贷款去买；四十九户的一个社，就贷款买了两辆大车、十条牛、一匹马，花了两千多万元，另外还买了七张耧、十一条口袋，买了一盘粉磨没用，“关了禁闭”。行政管理费开支了三百七十六万元。现在社内还有外债两千多万元。全社一九五四年总收入八千五百八十万元；支出（不算贷款买牲口、大车）就有两千二百三十四万元，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如果加上两辆大车、十条牛、一匹马的折旧费四百万元，再加上副业挣的钱投到农业上的四百八十五万元，和一九五三年的六十车粪作价二百一十万元，共计支出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元，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七。这个社去年每亩平均产量是八十二斤，同村的郭连忠互助组每亩平均是七十八斤六两。如果除去成本，农业社每亩只合五十一斤，郭连忠互助组合五十四斤。这种情况，在广灵县并不是个别的。
许多社的分配工作做得也不好。中共广灵县委没有很好地领导各社在分配中做好政治工作，却硬性规定：“农业社打的粮食暂时不分配，由社集中保管，等缴完公粮、卖了余粮以后再分配。”社员们不了解这样做的好处和具体做法，担心缴完公粮、卖了余粮以后自己分不上，思想就动荡起来了。在分配当中，也没有真正贯彻“以劳分红为主，兼顾土地”的原则。有的社竟“按人数腿”平均分配了。狼虎坪社的山芋按每人一百五十斤平均分配。郭家圈南村社把粮食按人平均分了。许多社的土地报酬比劳动力报酬高。王家堡农业社一九五四年农业总收入是八千五百八十万元，减去投资，纯收入是五千二百六十一万元，地租占去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个劳动日才分两千八百元（后来又经过两次调整，才把劳动报酬提高了）。
许多社在生产还没有显著提高的时候，又没有很好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发动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就由少数干部做主，盲目地把牲口、大农具完全作价归社；这也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有的农民说：“牲口作价归社也可以，但归了社还不一定啥时候才能还钱，不如卖了拿现成，花钱自在。”白家坟村一九五四年办社时，把农民的三头牛、四头驴、一匹马完全作价归社；到七月份牲口正在跌价的时候，县委让纠正，又把牲口归还社员私有。有些中农社员不满意地说：“牲口跌价又给我们归回来，都是农业社有理。”把牲口归回去以后，社员白海玉、白南就把一匹马、一头牛卖了。社外农民看到这种情况，有一户富裕中农、三户老中农、一户新中农就卖了两匹马、两头驴、一头牛。有些人怕以后再入社归公吃亏，秋后就大量地卖牲口。社长李老雄首先把牛卖了，得了一百一十万元，大吃二喝花了。副社长李柱看到社长卖了牛，也把自己的牛卖了。随后，社外的新中农七户（其中有党员四个）、旧中农七户、富农一户，卖了七头驴、两匹马、两头骡子。还有人用大的换小的，好的换赖的；有两匹马换了一个骡驹、一个驴驹，两个大驴换了两个小驴。全村三百二十户，有十七户卖牲口的，其中怕入社吃亏的十三户，确实有困难的三户，另一户是富农。也有人买牲口，但为数很少。全村只有两户贫农伙买了一个驴驹，一户贫农单独买了一头驴。
许多农业社在牲口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偏向，就是雇用社员私有牲口时雇价过高。赵庄村社去年总支出是两千一百三十八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其中雇用牲口工资就占六百五十万元，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点四（社内还有两个公共牲口没算）。全社土地共九百九十七亩七分，如果采取租用牲口的办法，有七个牲口就够用了。七个牲口一年的租价和草料费，大约是三百八十五万元。这就是说，比起租用牲口来，社里雇用牲口要吃亏一倍（分配结果吃亏的主要是贫农）。而且，采取雇用牲口的办法，还会影响农业社的集体耕作；社员个人又要喂养牲口，又要做社里的活，也会两头忙乱，耽误生产。
广灵县去年没有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在社员和社外农民中起了很不好的影响。有的社员因为入社后收入减少，就退社了，还向社外农民不满意地说：“我今年入社入败兴了，你们可再不要跟上我们败兴啦！”王窊堡村去年秋天本来有七十多户农民报名入社，现在只剩下三十多户了，还在拿不定主意。六咀村社摊子大、底子空，也有一些社员想出社。这个村的农民坚决不入老社；新要求入社的三十户农民，另办了一个新社。凡是老社没有办好的村子里的农民，都是这样议论老社的：“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我们村的社没办好。”
为什么这些老社没有办好呢？
还是得从领导说起。中共广灵县委对于“全党办社”这个方针并没有认真执行。七个县委委员，只有三个同志对于办社的政策、业务比较熟悉，另外四个是半通不通的。最近举行了一次测验，参加测验的县区干部共二百零四人，其中六十分以上的只有八十五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在经常下乡作农村工作的一百二十九个人当中，六十分以上的只有六十六个。经常下乡搞互助合作工作的工作组组长张善兴，只得了二十五分。有的把当前农村的基本任务答成“交公粮”，有人认为“死分死记”是“小包工”，“死分活评”是“大包工”。
为什么县区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这样低呢？主要的原因是县委没有“钻进去，变成内行”。干部下乡以后，县委对他们的学习很少指导，他们慢慢变成“不识时务”的事务主义者，甚至当了资本主义的俘虏。据下面一般干部反映，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他们一年当中只能回县四次：一次是春耕生产动员会，一次是夏季生产动员会，一次是秋季生产动员会，一次是冬季收购、互助合作、生产动员会。这样说也许有些过火。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县委是极少有计划地组织县区干部学习政策、业务的。
县委只听下面报告，很少下去实地检查工作。
这个县的王窊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就吸收了国民党员、伪大乡秘书宋善振和一贯道坛主的儿子曹兴入社，县委却一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直到一九五四年春季发现宋善振利用会计职权捣鬼，才撤换了他的会计职务，但仍留在社内生产，王窊堡工作组的组长刘廷杰还表扬了他。会计的职务交给曹兴担任。曹兴（他父亲未入社，在社外租种着两个寡妇的二十亩地，并兼卖零食）当了会计以后，就和宋善振勾结，拉拢社务干部和中农，一直克扣贫农社员。社里收下山芋，多给社务干部和中农，少给贫农社员；分粮食给贫农社员分的秕籽多；白面、胡麻油是按投资分。贫农王聚武的妻子没吃的，向社里借了好几次粮不借给。在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找刘廷杰要吃的，不但问题没解决，反而被刘廷杰大骂了一顿。直到贫苦社员集会反对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向坏分子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刘廷杰仍然没有支持贫农的正义斗争，反而大叫大骂，压制贫农。这个社这样糟，王窊堡工作组组长刘廷杰却给县委作假报告，说王窊堡社“很好，没有问题”。县委只是根据假报告，就认为它是“一类社”，并且在七月份的扩大干部会上表扬了刘廷杰“工作积极”。
还有一个沙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十一户，社长、会计都是做买卖的出身。社内共有一百六十六亩三分土地，社长有三十多亩，会计有十八亩。社内数他们两人土地多，土地好；因此，土地分红的比重规定的特别大。县政府统计科的刘科长帮助这个社做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土地分益占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六，劳力分红只占百分之二十四。今年共收获两万一千斤山芋，社里出卖了一万斤（为还外债），贫苦社员分不上山芋。社里贷款买了两匹马、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院房子，打算搞运销、开粉房，结果没挣了多少钱，赶车、耕地都雇人做，现在还有外债一千多万元。秋后，贫苦社员看到这种情形，就不肯积极做活了。结果，五个党员被扣上了“懒汉二流子”的帽子。生产队长任秀芳（党员）只有三亩八分地，分到很少一些粮食，一说起农业社就想哭。贫农任喜才只分到九斗黍子、九斗高粱、八斤胡麻，现在没吃的，向社里要地，准备典地。党员任佃林没吃的，准备到口外去。这个社就在广灵城附近，可是县委只听社长和这位刘科长的反映，一直没有去检查和解决这些问题，还在扩大干部会上大喊大叫：“沙河农业社的五户懒汉二流子，不爱劳动，向社长要酒要肉，要清洗出社！”
全县去年有八十九个农业社，有二十四个驻社干部。很显然，“分兵把口”或“满天飞”的领导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县委在春季也曾确定：山上以恩庄社为重点，川下以曹川、涧西两社为重点，由县委直接领导，进行典型示范。七月份在地委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以后，也吸取别的地方的经验，开始建立了互助合作网。但是，“开始”只不过是“开始”，并没有坚持下去，实际上采用的仍然是“分兵把口”或“满天飞”的领导方法。县委心中没底，工作处于被动状态，“风来了挡风，雨来了挡雨”。遇到财务管理混乱的问题时，就临时把东崖头社如何扭转财务混乱现象进行了总结；遇到劳动管理混乱的问题时，又仓促地介绍了涧西社如何克服劳动管理的混乱现象。一年来，县委没有全面地完整地总结过一个农业社的工作。农民群众感到老社“平平淡淡”，看不出老社到底有什么好。各社的驻社干部和社内骨干也没有一个可以经常学习的好榜样。
这样，怎么能把社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