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代表、委员谈合同法草案 [复制链接]

第2版(两会专版)
专栏：两会聚焦

　　确立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
　　——代表、委员谈合同法草案
　　本报记者 李士燕 田俊荣 崔佳
　　1999年3月15日，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们再一次把目光和思绪投向合同法草案。这部包括428条条文的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草案，从1996年开始起草，到本次审议后将付表决，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又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统一市场的呼唤
　　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是交易，任何交易行为都要有规范，而规范的准则就是合同方面的法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显示，在每年约150万件的经济纠纷中，合同纠纷要占80％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它们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三部合同法从形式到内容存在重复、交叉、甚至矛盾的地方，如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本无二致，但却适用两部不同的合同法。此外，三部合同法调整和适用的范围过窄，有些漏洞需要重新制定法律调整。如对于在交易中利用合同搞欺诈，惩治上却无法可依，亟须作出补充规定；再如，现行的合同法只规定了10大类的合同，有些合同的规范还是空白。人大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公丕祥教授说，消除交易规则之间的分歧，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是把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生活纳入到有秩序的轨道上来的需要，是统一大市场的呼唤。
　　民主务实的结晶
　　从80年代末起，中国法学界对如何结束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局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法律界大多数人关于应当及早制定统一合同法的意见，于1993年10月由其工作机构开始着手统一合同法的起草工作。从1996年开始正式起草，1997年5月起向全国征求意见，1998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会议上，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1999年1月12日、13日，李鹏委员长还专门在京召开两次座谈会，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
　　集万民之智，纳百家之言，合同法草案形成过程处处体现着立法民主，走群众路线的精神；体现着立法要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原则。这，从对一些焦点问题的争议中可见一斑。合同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关于合同的形式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订立合同，除即时结清外，采用书面形式。”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基层法院的同志提出，现在老百姓之间的借贷、赠予、保管等合同不少是通过口头形式订立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的合同类案件中口头合同占35％，应增加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吸收了这两种意见的精髓，建议将条例改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情势变更制度引起了各方瞩目，原草案中对这一制度做了规定。在大会的审议中有人认为，在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时，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合同内容，这维护了合同公平。但大多数人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信用背景下，这一制度容易让人钻空子，一些人会制造借口把商业风险视为情势变更，推卸责任。还可能出现因在执行中对情势变更理解不一而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建议，准备付表决的草案中对情势变更制度暂时不作规定。
　　市场信用的基石
　　交易没有诚信，市场缺乏秩序已经让我们的企业尝尽了苦头，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蒙受了损失，对此，代表、委员们感触很深。
　　令人高兴的是，合同法草案将目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能遇到的有关合同方面的问题基本包括进来，尽管有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但毕竟有了解决的法律依据。中国石化金陵石油化工公司经理吴瑞林代表说，合同法草案第七十三条对代位权的行使作了规定，在甲乙丙三方构成的三角债务中，丙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以乙的名义直接向甲催还债务，这样，更有利于化解三角债。
　　合同法草案内容不仅仅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还和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因为，在它调整的经济关系中，也包括了自然人之间因买卖、租赁、借贷、赠予等产生的合同关系。特别是草案规定的格式条款，即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它广泛使用于供水、供电、贷款、保险、房屋租赁等合同，与消费者息息相关。合同法草案对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充分保护了普通人的利益。
　　代表、委员们认为，这部重要法律草案的出台只是起点，而让有望即将成为正式的合同法走近每一个公民，让人们了解它，自觉地运用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才是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