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缺少什么？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无论人们如何褒贬评价，文学仍伴随着她所生存的时代向前发展。千百年文学史的长河为我们树立了似乎不言而喻的“典范”和“标尺”，每一个时代新生的文学都要从这纪念碑式的标尺牌前排列走过。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完美无缺的，每一代人都在内心深处对同时代的文学抱有巨大的期望，正是在这种期望和希盼心境之下，我们和几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评论家一起发问——
　　当前，文学缺少什么？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汉语写作”，是当代作家经常提及的话题。当代文学对语言的自审和反思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成熟、自觉和勇气。正如一位作家所言：“我们生活在坚实的汉语大地之上！”
　　池莉认为，相对于英、法、德等古老语种的持续发展历史，甚至相对于汉语文言文学的发展史，中国文学白话文写作的发展历史还显短促。仅就语言本身来说，当代文学是在“限制”中向前发展的。急促发展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观念使文学一直处在模仿他人的阴影当中，也产生了很多读起来像“翻译”的作品。她认为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和语感，这样的文字，读者仅凭直觉就会喜欢。
　　刘震云留意先秦文学的创造性光芒，“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那个时期人们的思维和语言都是会羽翼飞翔的，而历史的千年流变却使我们的汉语出现了“沙漠”、“荒化”现象。他认为我们对汉语现成利用的多，而进行“创造”和“激活”的工作却少，对汉语进行回溯式的重新认识实有必要。
　　于坚提出作家要有用汉语写作的“尊严感”。作家首先要有对自己使用的母语的自信，那种把写作看成与世界接轨的工具，甚至仅仅为了能够被翻译而写作是“可怕的”。汉语不是世界之外的东西，我们在坚实的汉语大地之上，我们与世界是平等的对话、交往关系。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提及《诗经》中这些句子，刘润为认为当代文学的白话写作中，还鲜有同古人篇章中如此朴素、丰富的表达相呼应的文字。博尔赫斯说他是在用西班牙语写出拉丁文的感受。西川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来寻求更多的语言资源，在更加宽广的背景下增强汉语表达的可能性。
　　池莉对作品的语言作了这样的理想描述：作品的文字应该饱含着情感和张力，既从容不迫，又饱含分量，看似平凡，实却华丽，干净简洁，又蕴含雅致。在炉火纯青、行云流水的文字中，触觉、味觉、视觉齐簇并现，我们在对这些文字的阅读中仿佛获得了触摸的质感……
　　文学以其特有的敏锐感受着时代青苹之末的思想波动，对博大深刻思想的期盼使我们对今天的文学进行着更严格的审视。
　　雷达认为，新鲜有力的思想感召，是文学魅力的重要资源。和读者一起思考，和时代一起思考，是文学永远的责任。王干认为，支撑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柱应是强烈的有时代性的思想内容，像鲁迅那样，在社会实践和个人心路历程之上，饱含社会生活实践和个体生命体验双重感悟的思想还不多见。许多貌似深刻的“思想”往往是从他人那里移植和拼凑来的。生活中有些人是少了点思想，多了点大话；少了点智慧，多了点肝火；少了点沉重，多了点浮躁。任何历史都是思想的资源，只有没有思想的时代，没有不值得思考的时代。
　　刘恒说，我们缺乏的还是那些博大的、新鲜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思想。可能每个时代缺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需要排斥那种“机械化”的操作，作家还是得把自己的心血放进去。像苏东坡那样不可企及的天造之才的作品，过了多少年，读来仍然感动，我们需要“重量级”的选手。
　　曹文轩认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世界文学背景是文学的深厚依托，有没有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和人类高度的精神背景是区别“名家”与“大家”的标志。没有这种背景和依托，文学永远只能作低空飞行，而不能实现真正的飞翔。吉狄马加说，今年是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普希金成为“俄罗斯的良心”，“俄罗斯文学精神的最高代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是与其作品背后俄罗斯文化精神的神性背景分不开的。在这种博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才能够表达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忧伤，这样表达的才会既是个人的，也是他人的，同时也是时代的命运。
　　刘润为认为，无论怎样博大、深远的文学，必须从作家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出发，从自己生存的民族国家的现实出发。没有抽象玄虚的“人类情怀”，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文学”，思想的重量和力量来自对现实的责任和担当。文学应该关心工人、农民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疾苦和欢乐，作品最终要接受时间和人民的评判，“天曷言哉？天曷言哉？”
　　在对当代文学“思想”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了“思想”在今天的生存处境。发育时间短促的白话文和社会现实的急促变革使当代文学的语言乃至思维都受到多重文化的挤压，中国古典文化的深重传统和旧有的文人审美观照方式同时也在压迫着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想在艰难而又执拗地寻求着生长的渠道，在此意义上，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思想开掘应该抱有更大的关心和支持。
　　“情感”是文学的重要抒写对象之一，作家和世界的情感关系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时期文学的内在状况和外在风貌。
　　何向阳说，我们不缺技巧，也不乏聪明，我们欠缺的是具有勇武和稳健品质的作品。而作品情感因素中缺乏的是那种感同身受的“温柔”和“心疼”。我们相当一些作品常常缺少那种热烈赤诚的善感和“爱”、“情”，缺少温暖、厚道和对柔弱的爱怜，显得“冷”和“干硬”。她列举了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鲁迅的《铸剑》等篇什，希望我们的文学能够在热烈的现实中发现“单纯”的力量，发现人们心中玉一样温润的精神，写出事物背后令人心疼的诗意。
　　西川认为作家应该和世界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作家不在世界之外，也不在世界之上，作家就是时代生活的一部分，他应该与社会，与街上的一个行人，与一株树，与周围的世界在相互融洽、亲和的气氛中建立一种更自在美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许只有“亲密”这个词才最能表达。
　　王安忆着重指出“感情”在文学中的意义和位置，她认为，写作应该从自己真正的内在需要出发，而某些作品似乎是从“第二手”的阅读和“第二手”的生活出发，与真实原本的生活感性有了距离，因而也缺少了内心深处的“感动”。她认为这也许和我们生活的过分“城市化”有关，我们的情感和生活都在给定的环境暗示和“时尚”引导下进行，与像农民从土地里种养出来的庄稼一样直接真实的自然隔得很远。如果我们的生活“封闭”一点，避开一点“风头浪尖”，也许会更好一些。
　　于坚指出某些作品过分注重技巧和形式的花哨，却没有对人生、心灵，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诚实、真诚态度。某些作品的确是非常“聪明”的写作，但对生活却避而远之，作家的心跳在大地的什么地方，完全感受不到。这是“没有心灵”的作品，也许他们本身就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缺少鲁迅先生所谓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对作家的自身状况，我们应该十分关注，因为正是他们作为独特的个体，在创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刘震云认为作家还要注重积累，对文、史、哲的真正贯通，对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的认识都需要相当的努力。作家不应该对积累有潜意识的排斥，应该有一种忍耐的力度。因为单凭一时的才华、冲劲写那些“鸡栖于埘，我生忧思”的有感而发的东西可以，但面对真正大气磅礴，意存高远的篇章就嫌不足了。单就外语来说，我们的阅读大多是喝翻译家的奶水成长的经验，对另外一个语言渠道里河水的流速、节奏到底清楚多少，影响着我们对自己身边语言河道的深入了解。我们对世界还所知甚少。
　　池莉认为作家要调整自身的心理准备，不要在外国文化的挤压之下妥协，也不要过于留恋传统文人审美习惯中浓厚的乡村气息。对波澜壮阔的当代生活不能有太多拒绝的东西，要在直面现实之上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
　　西川认为作家应该真正了解对文学构成问题的东西，了解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工作方向在哪里。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培养个人对时代和未来的感受力，作家应该发挥想象力的资源，使自己永葆自由心灵。铁凝认为，我们应该去掉盲自乐观的“自恋”，要为检点自己的行囊留出一点时间。我们常常是急于“弄拙成巧”，还缺少“弄巧成拙”的智慧、耐心和勇气，文坛不缺少“弄巧”，缺少的是“笨拙”。她说：文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很不容易，这里没有捷径，精神的发展不会有一日千里的速度。
　　阿来认为，我们理想当中的当代作家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持续保持创作的高峰期，给当代文学提供更多的“经典”之作。但当代作家创作的持续力量往往不够，初露乍显的才情和创造力很快就被淹没了。这里面除了作家自身原因外，还有一个社会引导的问题。他呼吁官方机构和出版界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让急切的社会市场行为影响作家的创作，要耐心扶植、支持作家长期、潜心的规模性创作，使他们能有精力和物质支持写出经得起时间消耗的作品来。
　　“文学，缺少什么”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远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相对的概念范畴里尝试着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
　　李敬泽说，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改变着文学的生存语境，上一个时代迫在眉睫的大事在下一个历史时段却又杳无声息，相对于中国千年文学史，相对于现代文学的传统，相对于世界范围的当代文学，相对于我们理想构建的“文学范式”，我们可以说出无数个“文学缺少了什么”。但时代和文学的共同发展，又使我们认为这些“缺失”并不十分成立。一个时代的文学相对于另一个时段少了什么，也许并不单单是不足和欠缺，也许我们能从中看到另外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
　　余华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不知道她自己缺少些什么。当代文学缺少的正是她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这看似一个语言游戏，但也是某方面的实情。当代文学还处在成长过程中，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只是个年轻人而已。她还要进入中年时期、老年时期。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能说年轻人缺什么？只有到她进入老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问她到底还缺什么。这个问题也许到2050年回答才会更有意义。
　　李巍从编辑家的角度实在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编辑的案头缺少那些独具创造个性的，看了让人拍案叫绝，想立刻拿给别人传看的作品。“奇文共欣赏”一直是李巍对当代每一部作品的期待。他说，我们的作家要珍惜现在的大环境，不要被市场利益所诱惑，写出真正具有“大家”风范的“当代经典”。
　　在关于这一话题的访谈中，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一次又一次地把话题与鲁迅联系起来。鲁迅的思想、精神和作品仍然是我们一次次努力出发又安心回返的“归宿地”，鲁迅先生那要求后人把自己尽快忘却的遗言音犹在耳，我们的当代文学要如何才能真正在鲁迅的目光中建立起自己坚实博大的出发回返地？！
　　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文坛，我们的时代，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