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青年近卫军”新版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谈“青年近卫军”新版本
　水夫
苏联法捷耶夫著　水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当代苏联文学中表现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高尚品质的巨著之一，曾获得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作者在初版本里，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顿巴斯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的英雄形象和他们与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辉煌功绩，非常富有艺术力地描写出来。作者成功地刻划了苏维埃新人的性格。青年近卫军的英雄们：奥列格·柯歇伏亦、谢尔盖·邱列宁、邬丽亚娜·葛洛摩娃、伊凡·席姆奴霍夫、刘波芙·谢夫卓娃等等的形象是绚烂夺目的。作者在显示苏维埃人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对祖国的热诚的爱、他们的精神的美和伟大时，写出了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现实的庄严颂歌。
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就，是为广大读者和评论界所公认的。然而，初版本里还存在着缺点：作者在创造苏联青年爱国志士的鲜明的形象的同时，却没有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青年近卫军”队员们是怎样学会同凶狠的敌人斗争的？几乎还是小孩子的青年男女们是怎样获得秘密工作的经验的？邬丽亚娜在本书开场时就曾说过：“我不怕任何斗争、困难、磨折，只要我能知道怎样行动……”（第一章）。苏联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现实，要求作家在描写青年英雄的鲜明形象时，也要用足够的力量，把作为领导斗争、鼓舞和组织斗争的党的作用，充分地显示出来。但在小说中，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却没有达到应有的典型性和艺术概括的高度。“许多共产党员的形象，没有成为鼓舞和组织苏联人民去和法西斯侵略者斗争的党的活的化身。”（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专论：“关于‘青年近卫军’的新版本”）
关于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们的斗争，与全体人民的斗争以及与苏联红军的军事行动之间的深刻联系，小说初版中也没有显示出来。对于苏联军队在卫国战争中的解放作用，小说初版中反映得也无力。
在“青年近卫军”的初版中，共产党员苏尔迦和伐尔柯的言论是感人的，他们的思想和憧憬是崇高的，作者也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来写他们。但是读者看不见他们的事业，因而也无从了解他们的斗争的意义和内容。法捷耶夫自己说：“我好像要对读者说——你们是爱他们的，他们虽然工作得不好，但是他们是‘好人’。他们在我的作品里只说些动听的话，而作为活动家却完全失败了。”
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评论，肯定了初版本的巨大成就，但也指出了它的严重缺点。党的原则性的、公正的批评鼓舞了作家去作深入的、创造性的改写。这是一桩艰巨的工作。苏联作家费定在一篇题为“青春的气息”的文章里写道：“一部已经完成了的并且已经在客观上存在着的作品，要根本加以改写，对于作家是很困难的。我本来以为，法捷耶夫要改写‘青年近卫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一般的困难之外，还要加上小说反映的是历史的事实，而我认为，事实似乎已经被作者用尽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并没有被小说‘用尽’，现实提供了这样丰富的材料和证据，使得克拉斯诺顿事件的事实基础的补充（不是“青年近卫军”的部分，而正是“党的领导作用、教育作用”的部分）能够成为全书的完全有机的部分，就是说，这同样是接近现实的……我以为不可能有机地改写这部小说的想法，是被作家的巨大劳动推翻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文学报”）。
西蒙诺夫在介绍“青年近卫军”增订版的文章中也说：“在读新版时，你会感觉到小说是一部完整的、一气呵成的著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苏联“文学报”）。
法捷耶夫以布尔什维克作家应有的精神，接受党对他的作品缺点的批评，成功地改写了“青年近卫军”。
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列宁斯大林党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获得的。党不倦地关怀着文学艺术的发展，给作家指出正确的道路，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教育青年的重大任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成为苏联文学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版本“青年近卫军”的创作和改写过程，再一次证明了党对进一步提高苏联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水准的深切注意。
法捷耶夫为了改写小说，重新研究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它的具体事实和历史文件，创造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艺术形象。在增订版本中，老一代党的地下工作者已经成为党的领导作用与组织作用的活的化身，已经成为斗争中的灵魂。读者愈来愈激动地注视着小说中事件的发展。党组织在敌占区活动的一幅广大的画面是一笔一笔地被勾画出来了。敌军进逼克拉斯诺顿。列车不断向东方开走。机关在疏散。地下组织已经成立。苏军撤退后人民并没有放下武器：敌人的火车和汽车不断被炸，各处出现共产党的传单，游击队经常在活动。地下区委领导着反侵略者的斗争。根据地下区委的计划，人民反抗侵略的运动日益开展和巩固起来。这一切正是当时斗争实际的艺术概括。
如果在小说的初稿里，因为疏忽大意和盲动而牺牲的苏尔迦和伐尔柯几乎代表了克拉斯诺顿的整个地下组织，那么在增订版里这些人物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重要性。真正的群众斗争的领袖是聪明的、有远见的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
普罗庆柯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州党委书记之一，在初稿里读者对他就已经很熟悉，但是现在，他的形象获得了新的发展。法捷耶夫更广泛地显示出他的实际工作，显示出他同他的助手们、朋友们以及家人的关系。普罗庆柯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他善于把群众团结在共同事业的周围，他在最复杂的情况下也不张皇失措。在新添的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见普罗庆柯是多么精力充沛地在组织人力和物力的疏散。而在初稿中，这却好像是自发的行动。普罗庆柯同苏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领导游击队的活动。他选拔了刘季柯夫、巴腊柯夫等人来领导克拉斯诺顿的地下区委，并且采纳了一个勇敢的计划——让他们去取得德国人的信任，占据中央工厂的领导位置，以便可以更自由地来从事活动。
普罗庆柯熟悉每个人的优点和弱点。他把重要的工作交给玛莎·舒宾娜。他通过刘波芙·谢夫卓娃警告“青年近卫军”说：斯塔霍维奇曾经懦弱过一次，可能再懦弱。他同他的妻子叶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别后重逢，就立刻让她越过火线给苏军司令部呈递情报，但是他对她又是怀着多大的温情。他们的爱是纯洁的、忠实的爱。普罗庆柯这个人物，是使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形象。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另外一个代表是刘季柯夫。他已经不是初稿中那个不受人注意的老头子。他胆大心细，言行一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善于组织群众去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领导着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他组织工厂里的怠工，他让水塔冻坏。他直接参加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建立工作，派遣杜尔根尼奇去担任指挥员，指示青年们改善他们的联络方法，提高他们的警觉性。他随时随地都是党的教育工作者，“他不仅仅喜欢并且认为需要教育人家……这是他的第二天性。”但是，“他的教训不会使人听了无动于中，更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它们吸引人家的心灵，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灵，因为青年的思想愈被范例的力量所巩固，它就燃烧得愈旺盛”（第二十二章）。
刘季柯夫与奥列格的初次会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教导奥列格说：“你们要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因为我们的故乡顿巴斯而自豪的心理。你可记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们——阿尔焦姆、伏罗希洛夫、巴尔霍明科——是怎样斗争的吗？”“无论我们是多么困难——无论是在内战时期，在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现在战争时期，——我们总是光荣地履行我们的天职。你要用这一点来打动孩子们……”（第三十章）。在这里，作者创造了一个有充分价值的艺术形象。
新版本里新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地下区委另一领导人巴腊柯夫，刘季柯夫的联络员波里娜·索柯洛娃，他的善良、纯洁、诚实的女房东毕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由于战争的锻炼而负起向导的重责的十岁的萨施柯。在新版本里，克拉斯诺顿的地下工作已被描写成对敌斗争整个战线的一个组成环节。法捷耶夫新添的描写苏联军队、描写地下党和游击队同军队的联系的章节，已成为小说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丝毫生硬的感觉。在新版本里，斯大林格勒大战的回声成为沦陷区居民的胜利的音乐，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
由于改写的结果，“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活动变得更合情合理了，在艺术上更富于表现力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的形象根本改写。但是作者加进了新的情况和新的插曲，以艺术的手法说明了“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和战斗成就的原因。现在，他们的形象变得更自然、更亲切、更生动了。
在小说的初版里，奥列格·柯歇伏亦的行动并不常常符合他的年龄和内心特点。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从刘季柯夫那里学到了这些地下工作的宝贵经验。刘季柯夫和他的两次谈话对于他性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奥列格的精神成长在新版里被描写得很成功。例如，奥列格在张贴传单之后和杜尔根尼奇的谈话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奥列格因为一时冲动，竟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规则，一个人去贴传单。回来后杜尔根尼奇严厉地、但是使他悦服地责备了他，使他学会了要把个人的冲动服从于人民的利益。
法捷耶夫不但在一九五一年的增订版里作了重要的改写，而且在以后的几版里也作了一些个别的小修改，使这部小说更臻于完美。例如，在初版中，奥列格对审问他的德国司令官所发表的含有哲理的政治演说，这当然不适合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口吻。在一九五一年版里已经是由刘季柯夫来说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它同样显得不自然”（西蒙诺夫）。到了一九五三年的版本里，这段话已经根本被删掉了。
经过作者不断地改写，这部小说升到了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它成为了一本独特的“生活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