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读徐霞客 [复制链接]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昆明读徐霞客
邵盈午
据考，徐霞客的先辈，在宋代由河南开封迁至江阴，与昆明并不沾边。而徐霞客纪念馆，之所以建于昆明市郊的太华山，想必由于徐氏在唯旅行是务的几十年生涯中，踪迹虽遍及大半中国，却与云南关系最深，滇游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所写游记，亦以滇游内容所占的比例最大。尤其是，在三百多年前，龙门尚未兴建，罗汉山以南更是游人罕至之处，而徐霞客却“凿磴以登”，“扪壁而上”，“裂衣不顾”，“手悬棘乱坠而下”，充分显示出他那种“寻源探脉”与“披奇抉奥”的献身精神。以故，在昆明新建一座纪念馆，借以彰扬这位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是很有眼光的。
徐霞客在漫长的旅行生涯中，经历了一个由早期“赏会山水”到后来“搜剔幽秘”的过程。很难断言，究竟是“不喜谶纬术数家言”的意向，使他走向了大自然，还是大自然使他彻底摒弃了“书生抱膝空咿唔”的传统陋习？要之，是瑰美雄奇的大自然，是旅行这一生存方式，使徐霞客的生命走向坚实与辉煌———他由旅行而勘察地理山川，纠正前人成说；由旅行而探测地形地貌，于地理学上多所创获；由旅行而亲炙名山大川，精神为之藻雪，眼界为之开阔，乃至人格为之升华；最终，他通过旅行完成了生命的一次伟大探险，并在一部《徐霞客游记》中凝为永恒。
毫无疑问，徐霞客的伟大，就存在于他自身的实体之中。
想到此，我又不免感从中来。在对徐霞客的评价问题上，时下颇有一种人为地拔高的倾向，如不少论者煞费苦心地给徐氏冠上种种高帽，将其谓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为爱国才旅行，又说他同情农民起义，等等，对于徐霞客来说，此真可谓是“不虞之誉”。
其实，徐霞客之所以成为徐霞客，就在于他是一个敢于“以躯命游”，把整个生命都交给旅途的人。千万不要小觑了徐氏的那双“猿挂蛇行”的脚，因为脚从来都是听从脑子指挥的———在儒家学说风行的封建时代，仅仅是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便捆缚住多少读书人的双脚。迨至送别了父母后，他们自己也已老态龙钟，哪里还有“驰骛数万里”的想头？而他们的后人，则又因“父母在”，只好“不远游”。再者，还有科举的老路在向士人敞开，“学优登仕”的前景依然诱人———由这种文化孕育出的人，怎么能够成为驰驱万里的旅行家呢？本乎此，我不禁想再强调一次，徐霞客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旅行家（而不是一个吟风弄月的旅行者），是一个视旅行为生命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孟子，也都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旅行家，只是他们满脑子都是“修齐治平”，不遑观赏沿途的景色———不过，我敢肯定，孔子《论语》中的许多思想，就是坐在周游列国时的牛车上产生的，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只看重那些沉甸甸的思想本身，而忽略了这些思想产生的具体时空，以致他们作为旅行家的一面，倒真真是被他们的圣言、圣名所掩了。由是我又想到，释家之道，本肇自天竺，若不是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从古印度取回真经，恐怕未必会出现大唐那样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景观。
这么走着想着，眼前不觉又出现了一进门时看到的“前言”，也许是爱之愈深求之愈苛的缘故吧，我总觉得这“前言”写得有点太“一般化”，太合辞书之体，太缺乏一种郁然于内里、涣然乎外表的情采，一种由辞藻的灵动组构而形成的神韵。由是我又想到，在我近年来所去过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即名人纪念馆观者稀少，门前几可罗雀，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前言”本身对读者缺乏吸引力和情绪的冲击力，是否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