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石少华叔叔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送石少华叔叔
王毅强
石少华叔叔走了。按照他的遗愿，不发讣告，不送花圈，一切从简；按照他的遗愿，两项国际摄影奖所得的奖金，全部捐献给教育事业；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放在新华社绿化基地，“作植树造林的肥料”。
在听说石叔叔去世的当天晚上，妈妈要我立刻动身去北京，代表全家最后见一见石叔叔。那一夜，她回忆起一件件往事，回忆起石叔叔与爸爸的战斗友谊以及他对我们全家的亲情。
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的两位摄影家，石叔叔与爸爸共同开创的事业是人所共知的。爸爸去世之前的整整十年，一直与石叔叔在一起，分别担任晋察冀画报社和华北画报社的正副主任。妈妈说：石叔叔曾经就读于陕北公学和抗大，理论水平高，爸爸将他看做自己的政委；爸爸原来是用带徒弟的办法培养人才，而石叔叔一到晋察冀就开始创办摄影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学员在建国初期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骨干力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爸爸对石叔叔和吴印咸伯伯的摄影艺术水平也非常赞赏。后来石叔叔在晋察冀与连阿姨结婚，而连阿姨的哥哥连贯同志正是妈妈在三十年代的老领导，我们两家人又都来自广东，所以更加深了相互的友情和信任。
但是就在全国解放之际，爸爸由于健康问题突然出了事。石叔叔想尽办法，而当时医疗鉴定技术的水平有限，比较了解爸爸情况的周恩来总理又恰好不在国内，所以终于没能挽回。那一年我三岁，妹妹只有一岁，妈妈经受的打击可想而知。很多同志担心妈妈和子女们受到牵连，所以劝妈妈离婚。这使妈妈感到非常痛苦。真正了解爸爸和妈妈的石叔叔却说：“你在感情上离不开沙飞。沙飞是好同志，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你应该坚强些，珍藏这份感情。”妈妈回忆起这段历史，总是说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让她难以忍受，让她觉得抬不起头来，只有石叔叔给了她勇气。不久，妈妈申请回广东工作，后被派驻香港。又是石叔叔派人将我和姐姐从张家口、阜平等地的老乡家接到北京，送进八一学校。哥哥报名参军时因爸爸的问题受阻，也是靠石叔叔的担保才得以成功。
上小学以后，我逐渐通过同学的传言知道了神秘的“沙飞之死”。当时的感受，使我后来特别理解妈妈为什么受不了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在我听到的传闻中，爸爸就像是反革命分子，以致我不好意思去参加学校定期召开的烈士子女会。石叔叔知道了这种情况，立刻来找我们和学校的老师。他告诉我们爸爸当时有病，但是谈得更多的，仍然是爸爸的贡献。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爸爸的罪名当年被定得很重，几乎没有平反的可能。而石叔叔为了我们的成长，替我们顶起了各种压力。为此，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以及“文革”期间，都曾受到攻击，他却让我们对这些压力毫无察觉。事后他也从来不谈详情，只是淡淡地说：“我是怕你们受欺负。”甚至在石叔叔的子女帮助他整理回忆录的时候，他仍然闭口不提有关部门当年对爸爸的定性，而是坚持说：“处理沙飞的问题时，已经决定让孩子们享受烈士子女待遇。”直到石叔叔去世，我们两家的第二代终于通过相互的倾诉完整地了解到这段历史；而我们又终于忍不住去揣测：是何等的压力和艰难，才会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永远将真相封存？在他那颗博大的心灵里，还埋藏着多少为历史承受的负担？
可以说，是石叔叔和八一学校给了我们一个金色的童年。石叔叔的鼓励也始终支撑着妈妈，促使她坚强地生活和工作。六十年代初她从香港回国后，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兼副行长。但是过了不久，“文革”开始了。爸爸的问题原属严格保密，而“文革”期间根本无密可保。妈妈不仅被打倒，还被视为反革命家属；在部队的哥哥也因为“反对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全家。
“文革”开始后，多年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石叔叔，也作为当时中国摄影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迫害，在两年之内被批斗二百多次。但是他刚刚恢复工作，就成了我们全家唯一的救星。
在争取为爸爸平反的问题上，石叔叔的远见也使人不得不钦佩。他认为，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先举办影展，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沙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人们对沙飞的作品并不陌生，他真正的价值也在于他的作品。后来的种种曲折证明，石叔叔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影展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胡耀邦同志亲自过问了爸爸的事情，并立即批示予以平反。
石叔叔走时，我默默地坐在灵车上。新华社的同志们要求灵车从宣武门西大街驶过，让石叔叔再看一眼他工作了几十年的新华社，再看一眼他亲手创办的中国图片社。车也依旧，人也依旧，而我分明产生了一阵幻觉：车也无声，人也无声，因为这已是石叔叔六十年革命生涯的最后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