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建筑师和北京城 [复制链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外国建筑师和北京城
王军
在北京这个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近十年来每年竣工的房屋面积均超过一千万平方米，如以每幢房屋一万平方米计算，一年就要建一千幢这样规模的大楼。
这些建筑的建筑师中，有一批来自异国他乡。他们揣着图纸来了，他们给这个由胡同、四合院、宫殿组成的城市，带来了现代派建筑。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庞大的房屋建设量中微不足道，但这些建筑却总是在最重要的地段占据着显要位置。然而，当一幢幢现代建筑相次耸立的时候，新的问题产生了。外国建筑师渐渐感到，他们正在失去当初恣意笔端的从容———这个城市积淀深厚的历史在发问：光耀的传统与激进的现实之间，你们将作何选择？
“三大件”引出的话题
传统与现实的两难，外国建筑师们一跨入北京的大门就已无法逃避。有关部门规定，外国建筑师的设计工作必须与中方合作。虽名曰合作，但通常是外方作建筑设计方案，中方作施工图或施工图翻样、顾问咨询等，外方占主导地位。美国贝克特国际公司设计、一九八三年竣工的长城饭店是早期的代表作，这个建筑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有人认为这不是北京的风格，太摩登了。然而真正遭至普遍反对的是八十年代中期、部分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王府井地区的饭店，以及被建筑界戏称为“三大件”超高层建筑———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它们使北京城市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受到真正的挑战。
在学术界的呼吁下，一九八五年北京市出台了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一九九一年至二○一○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把建筑高度的控制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内容：“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三十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四十五米以下”。
贝聿铭的选择
北京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的出台，建筑大师贝聿铭认为应记上他的功劳。
“一九七八年我应邀再次访华，并在清华大学做学术报告。我对听众说，你们更要考虑周到些。那时，他们还没有建造什么，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工程在进行，当然这不包括北京饭店，它太高了，而且我认为它的形式也不恰当。”出于这样的想法，贝聿铭并没有接受在长安街附近设计一个高层旅馆的建议，而是在远离城区的香山设计香山饭店。他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北京有北京的风格，我不愿意破坏这个风格，不是建筑方面不可能，而是觉得会破坏北京的环境，尤其是故宫附近不能造写字楼。”
贝聿铭后来又在北京西单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可惜，此处与故宫虽有一定距离，但并不算远。目前正在北京西单施工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结构已露出地面。“它的尺度是很能使人震撼的，南面和东面两个入口各面宽五十四米，高九米，进深十四米，上面的十层是用两榀两层高的巨型钢架托起来的，下面一根柱子也没有。”有评论者认为它很难与周围建筑相协调：中银大厦东部的大斜墙，将不开一面窗户，这可能使现已建成的华南大厦、首都图书大厦的立面显得过于繁琐。
难以避免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和香港建筑师在北京的建筑创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外国建筑师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旅馆建筑上，仅旅馆就有二十多个，其中被评为五星级的宾馆在全市的十二家中占据了七家。第二阶段始于一九九二年，随着北京市土地批租制度的施行，大批海外房地产商涌入，他们为获得高额回报，大多寻找自己比较信任的、精于房地产开发的外国或香港事务所设计，主要是写字楼、公寓逐渐由市区外延深入市中心。
“当前，几乎所有建设者把开发项目当做大小不同的一座座“孤岛”来设计，全然忽视所在环境与“场所精神”，尽可能大地取得土地效益。”建筑学家吴良镛痛心地指出，“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北京明清古城在世界建筑史上独一无二，誉其为“无比的杰作”和“瑰宝”毫不过分，这使得身置其中的任何一项改造工程，都面对巨大压力。外国建筑师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