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山花烂漫时——纪念曾山同志百年诞辰 [复制链接]

第8版(纪念与回忆·视点)
专栏：革命家风范

待到山花烂漫时
——纪念曾山同志百年诞辰
钱正英
记得陈毅同志曾经说过：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才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团结干部，因为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只有集合大家的智慧，才有可能取得大的成就。后来，有人把他的意思又延伸为：领导干部的作用，不但在于团结干部，创造集体的智慧，而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培育出一批有作为的干部。这个观点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知识的管理和传播。在我的心目中，曾山同志就是这样的典范。由于他准确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他领导下的单位，总是能创造出一种人才辈出的环境。
曾山同志在红军时代，曾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抗日战争中，长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继续任华东局组织部长，并在山东主管财政经济工作和支援前线工作；山东的省会济南市解放后，任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华东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培育和领导下，华东地区涌现了大批经济工作能手，许多同志后来成为中央政府部门的骨干，大概有八位成为正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多位同志成为卓有成就的经济专家。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华东财委开会时，在曾山同志主持下，那种英才济济一堂、敞开胸怀、各抒己见的讨论盛况。有时，一些同志争论得面红耳赤，曾山同志宽容地倾听各方意见，最后作出大家信服的结论。在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部级干部中，我只是最年轻的一个副部长，对于财政经济的方针大计，没有多少资格参与争论，但是能旁听这种争论，也是莫大的教育并感到是一种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环境，使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曾山同志是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当时华东财委的部长和副部长们，来自各个解放区和上海等刚解放的大城市，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出身，其中有些同志已经是相当知名的学者，有的秉性十分高傲，但是曾山同志以他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大家信服他、信赖他，心情愉快地团结在他周围，毫无保留地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
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但我个人作为一个年轻干部，在他的直接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而且亲身体会到，在他的领导下，治淮事业是怎样做到人才辈出的。
1950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当时，我是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才27岁。这在建国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当时，也属于破格提拔。据说，在讨论任命名单时，曾有过争辩，不少同志提出怀疑：“黄毛丫头怎能当部长？”这句话传得很广，几年后我初次见到李先念同志时，他还开玩笑地说：“啊，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华东水利部属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在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华东水利部成立后不久，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曾山同志兼任淮委主任，由豫、皖、苏三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两个副部长，汪胡桢先生和我，都在淮委工程部兼职，汪兼任部长，我兼任常务副部长。曾山同志又选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位同志分任淮委的秘书长和财务部长，他们都是从苏北南下的干部，一个来自淮海解放区，一个来自盐阜解放区，他把我们三个人找到一起交代了工作，要我们作为淮委党委的常委，负责淮委的日常工作。我们三人素不相识，但以后合作得很好，由此也可见曾山同志的知人善任。
曾山同志自己也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他定期到蚌埠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我去上海向他汇报请示。对我这样一个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可以说，是他拉着我的手，带着我工作的。他对待青年干部，有一种慈如母、严如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你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你分析问题，只要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地开导，使你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防止“左”的倾向
治淮工作需要大批技术人员。曾山同志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除了从各地抽调技术骨干支援和在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外，还决定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和土木系全体毕业生都分配参加治淮，并动员这两个系的三年级学生先去治淮实习一年，再回校结业。这样，各种人才一时云集蚌埠。当时生活条件很差，曾山同志从华东军政委员会拨了一笔经费，要求淮委做好接待工作，适当地改善生活。怀着一种开创事业的高昂情绪，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奔赴治淮第一线。
曾山同志在淮委成立的第一天就对大家说，要治好淮河，必须依靠全体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亲密团结，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我们的各级领导刚从长期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一些同志初次和许多知识分子共事，还不太习惯，不大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够了解，往往容易看到他们的一些缺点，对他们不够信任。1950年冬，河南省白沙水库工地，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库，由于施工管理不严，隧洞发生塌方，造成人员伤亡。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决定给各级技术负责人严厉处分，但没有追查有关党政领导人的责任。看到这个处分决定后，吴觉、万金培和我，都感到有些问题，向曾山同志作了汇报。我们认为，河南省治淮指挥部，主要是中共河南省委，对事故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应当不加分析地责备技术人员。曾山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还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左”的倾向，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我们就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治淮事业就不能很好前进。因此，曾山同志要求我们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并由吴觉同志起草，提请淮委党委通过一项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发布到治淮系统的各单位。这是治淮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建设，为知识分子的锻炼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
曾山同志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党的政策。1950年冬，他带领许多领导同志从蚌埠出发，坐船沿淮河向上游查勘。到正阳关时，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技术员患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送医院进行手术。但是正阳关没有医院，必须找一条船送往下游的怀远县。在停泊的船只中，我们乘坐的那艘船最快。如果用我们的船只送病人，船上的领导同志和随行人员必须全部上岸。曾山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决定把船让出去，连夜将病人送怀远。次日清晨，病人到达医院，当时阑尾已开始化脓，幸亏及时开刀，终于脱险。
相信中国自己的专家
曾山同志在治淮工作中一贯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他在《人民民主制度是治淮力量的源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治淮工程因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工程是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是依靠有高度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行政和技术干部，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因此，当时提出：“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科学与群众结合。”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规划在上游山区修建一批水库，拦蓄洪水，开发水利。1951年，以汪胡桢同志为首的一批中国专家，提出在淮河支流淠河上游修建佛子岭水库的方案。根据坝址的实际情况，经过坝型比较，汪胡桢同志建议采用混凝土连拱坝。当时，在美国刚建成了第一座连拱坝，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建过。就我们中国来说，当时刚开始修建几座土坝，连混凝土重力坝都还没有修过。而连拱坝的设计和施工，比重力坝复杂得多，特别是抗地震的性能如何，存在各种不同看法。我们征求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不赞成这个方案。以后，开了多次技术讨论会，虽然汪胡桢、曹楚生等同志答复了各种质疑，但是由于一无经验，二无资料，我和一些同志仍有顾虑。最后，党委派我去上海，向曾山同志汇报。曾山同志详细听了各种意见后，果断地对我说，既然中国专家提出的方案有道理，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在曾山同志的支持下，我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在佛子岭建成了。多年的运行证明，设计和施工的质量很好，经受了多次洪水考验，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佛子岭水库建成后，又在邻近的支流上相继建成了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库。通过这些水库以及在河南省淮河上游的水库建设，培育了大批中国自己的建造大坝的专家。
严厉批评，热情关怀
一年的工作比较顺利，特别是治淮工作中受到了鼓励，我的工作信心越来越强了，黄毛丫头怎么当部长的问题，几乎想也不去想了。就在这种骄傲自满情绪支配之下，我在华东水利部党组内作了一个报告，以党的领导自居，对党外人士冷部长不够尊重。这个报告在党内印发后，冷部长没有见到，却给曾山同志发现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当时的神情，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这是他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批评。他说我幼稚无知，个人英雄主义，根本不懂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告诫我，统一战线是党的长期、根本的政策，不是权宜的策略。为了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员必须长期地和党外人士共事，充分尊重他的职权，党的高级干部更要做出表率，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你想想，你的报告将起什么影响？”他问得我无言以对。他替我回答道：“人家会以为，共产党在外边说的是一套，在里边说的又是一套，统一战线不是长期方针，而是权宜之计。你这样错误地理解党的方针，这样轻率地说话，给党造成多么坏的影响呀！”他批评我之后，又请华东财委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刘顺元同志把我教育一番。他们两位的批评，使我出了冷汗，流出热泪。
回到机关，我在党内做了检讨，并写了检查报告。这次教训使我终生难忘，为我以后和非党人士共事打下了比较深刻的思想基础。他们不仅给我上了统战政策的一课，而且对我的骄傲情绪，及时敲起了警钟。
1952年春，正当治淮工作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很着急，工作这么紧张，却在这个时候怀孕，实在太不自觉了。我坚决要求人工流产，但按当时规定，医院做手术要经组织批准。曾山同志听我诉说后微笑着摇摇头说：“不要做手术，生孩子我比你有经验。”我吃惊地看着他，他解释道：“我的爱人生过几个孩子，女同志生孩子的问题，我都知道。”接着他说：“按照你的体质，怀孕了虽然稍稍有些反应，但是不会影响工作，你可以一直工作到临产。产前休息没有什么意义，要把产假用在产后，一般就影响两个月。相反，人工流产如果搞得不好，可能长期影响身体。”他给我从各个方面作了设想和分析，开导了我一个多小时，说得我完全打消顾虑，高高兴兴地走了。至今，我还常给我的第一个孩子讲，是曾山同志把她护送到人间的。
坚持原则，保护干部
1952年8月，淮河中游的安徽境内，降雨过多，虽然淮河大堤没有出事，但在大堤保护区内，因排水不畅，仍遭受了涝灾。这本来是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由于1951年淮河流域欢庆丰收后，部分干部群众误以为治淮已经解决问题，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涝灾缺乏思想准备。9月，当我大腹便便、快要临产的时候，在曾山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由三省领导参加的治淮工作会议。由于安徽省个别领导在会下的活动，会议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安徽省的一些地方工作同志提出，这场涝灾是由于治淮方针和规划中的错误，并把主要责任归之于主持工程部日常工作的我。参加会议的其他两省的同志都不能接受这种意见，更不能理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攻击，曾山同志也不好说话，会议开得不欢而散。当我们几个主持淮委日常工作的同志，在火车站送曾山同志回上海的时候，大家默默无言，不知该说什么。
曾山同志走后没有几天，中央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突然来到蚌埠。原来，曾山同志回上海后，立即向华东局报告此事，并向中央报告，要求李葆华同志去淮委，明辨这场水利工作中的是非。在葆华同志的主持下，开了个小会，就淮河中游发生的涝灾和治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做了检讨，这场风波算是结束了。葆华同志刚走，安徽省委转来华东局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上海，准备生孩子。我在遭受攻击的那些日子没有流过泪，但看到这封电报，却止不住流泪了。
这一切，离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不但曾山同志早已离开了我们，就是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们，也大多退出了领导岗位。但是，怎么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怎样在各级和各个单位造成一种人才辈出的环境，仍然是迎接21世纪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课题。曾山同志当年那样满腔热情地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那样出以公心地培育和帮助青年干部成长，现在应当怎样准确地体现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这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经常思考，并用实际行动给以回答的问题。我感到，对曾山同志的这段回亿，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附图片）
图为一九五○年曾山（前排中）在治淮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