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完成的“文艺复兴”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待完成的“文艺复兴”
孙玉石
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侧面，是早于它两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许多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以他们创造的丰美成果，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1935年，蔡元培先生在为这个运动前十年成果———皇皇十册的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写的“总序”中，称“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为，这个文学运动，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标榜的“人文主义”精神，内容上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由神相而转成人相”，形式上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弃鬼话而取人话”。对于中国新文学人才辈出的前景，他寄予了很高的期许。
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末，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后起的创造者们，面对充满苦难、凌辱、鲜血与死亡的大地，面对备受压迫、侵略、屠戮和愚弄的人民，以启蒙与爱国兼于一身的挑战者的姿态，用他们充满热忱与浸透大爱的文字，为我们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学作品。仅仅在三十年的短短时间里，我们就拥有了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巴金、沈从文、曹禺、艾青、丁玲、钱钟书等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或杰出的作家。他们的美学追求与选择各有所异，他们直面现实斗争的情怀或深或浅，但是，他们对于新文学的执着和创新精神，他们忠于自己的时代也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的品格，却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或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或努力“为艺术的艺术”，或追求“爱”与“美”的哲学，或致志于发掘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或深切关注于下层人民的苦难与新生，都能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优美的现代语言，阐释着中国现代化实现的梦想与民族解放独立，与国民精神改造之间的深刻联系。对于人的个性尊严和艺术个性的自觉，使他们在“现代性”方面的追求和实践，远远超过了清末的启蒙文学思潮，也开启了我们后来者的方向。他们和其他许多富有热爱人民与创造个性的作家们一起，为我们这个世纪留下了“民族魂”的雕塑群像。
他们的成功，在于独特的天资，在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在于汲取世界先进艺术营养而又善于消化创造的能力和气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他们对于整个民族生存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于人道精神，人的爱与美的深深开掘和呼唤。八十年来，从“人的文学”到“文学是人学”的一路呼喊，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个可贵的精神传统和艺术哲学的显示，也是“文艺复兴”先驱者们美学理想最后的指归。
当然，我们的文学哲学里面少有宗教的玄远和超越，更多了一些现实性“人”的挚爱与土地的深厚。没有“终极关怀”不一定就是我们新文学作家的缺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这两行诗句，唱出了所有忠于时代的作家内心深处的良知、痛楚与凝思。他们的心与眼，可能在现实和艺术的天平上有所轩轾，成就有所高低；随着时间距离的拉远，有些政治的现实的因素，可能会愈加淡化，艺术美的价值，可能会愈加浮出地表；人们也会对一些作家的创作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的价值，作出历史的区分，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褒贬与评述。但是，忠于历史也忠于艺术良知的研究者们，会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们的后代人，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有着怎样只属于这个世纪中国作家的独特的历史品格。在对一些疏离政治（或可说选择了另一种政治人生）而执著于艺术的作家作出公平的价值重估的时候，对于那些始终热心于以艺术努力改造现实的作家，那些为了整个民族自由解放而毅然放弃了自己人生幸福和艺术个性偏爱的作家，那些为了人民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甚至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作家，我总是深深地怀有一种尊崇之情，并且坚定地相信，历史将会给他们以更多一些敬意。
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伟大先驱者蔡元培先生的一些话，好像又带我们回到了起点：欧洲的文艺复兴，自十五世纪初期，到十七世纪末期，经过了初盛晚三个时期，“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时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他乐观地呼唤，“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时，我们应该发愿：再经过一个或两个三十年的“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让它所产生的杰出人才和硕大成果，能够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迸放出特异的光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