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里的珍珠——痛悼鲁藜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未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泥土里的珍珠
——痛悼鲁藜
杨应彬
鲁藜同志不幸逝世，使我哀恸不已。六十多年的情景，历历在目，萦回脑际，禁不住要写一篇短文，以表深切的悼念。
我和鲁藜相识在1935年冬。当时上海“左翼教联”组织安排我到北郊宝山大场山海工学团，和鲁藜同志在一个教联小组里，他做青年农民教育工作，我做儿童教育工作。1936年春，组织上决定“左冀教联”自动解散，公开成立“国难教育社”，以适应从“一二·九”开始的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1936年6月我和他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同一天举行入党宣誓，地点就在我们两人居住的农民的一间房子里。他比我大七岁，当时已是二十二岁的青年了。他从越南回国，经历比较丰富，文化程度也比较高，处处照顾我，因此他不仅是我的战友，也是一位大兄长。
当时他就是一位热爱革命文学的青年，随时都可以看到他捧着一本书在看。特别是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征文集出版后，他更是手不释卷，孜孜不倦，沉迷在书里。他阅读书籍的范围很广，每有所获，就常向我介绍或谈他的心得。耳濡目染，对我的学习和追求帮助很大。
他在工作之余，热衷于写新诗，也写散文，常常投稿到报刊上。他有诗人的激情，更有战士的敏感。鲁藜笔下之所以能写出感人肺腑的诗文，是因为他有感人肺腑的行动和生活。记得在1936年，我们带着一群青年农民和儿童到大场镇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回来的路上横过“沪太”公路时，有一辆长途汽车冲过来，眼看就要危及小学生了，我们都跑过去拦阻叫汽车停下来，但汽车不停。鲁藜一个箭步跳上汽车踏板，挥起拳头，向汽车的挡风玻璃窗打过去。玻璃打碎了，汽车停了，但他收回来的手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这就是鲁藜！这就是诗人和战士鲁藜！
鲁藜的战士情怀处处可以看到。那时地处大场农村的“山海工学团”，也常常有人参加上海市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一次我和他一早就从“山海工学团”赶赴上海北火车站，参加赴南京的请愿活动。但是赶到北站时，车站的铁闸门已关上了，只有少数人进了站内，大多数人都在站外广场。眼看从大门进不得了，我们就绕到站外的围墙边，看到有一堆木料堆在墙下，约有一二尺高，鲁藜说声“翻过去”，就跳上木料堆，跨上墙头，我也跟着上去，一起跳进去了，迅速跑到站台同先进去的队伍汇合。
大概是在1943年，我从《七月》杂志上，看到一篇胡风写的文章，重点推荐和评论了艾青和鲁藜的诗，我才知道他到延安后，继续从事新诗创作，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胡风在文章里热情地介绍了鲁藜的两首诗：《醒来的时候》和《泥土》，意境很深，哲理味道很浓，读后令人久久不能忘记。特别是《泥土》说：“如果把自己当作珍珠／就常常有被埋没的痛苦／当作泥土吧／让人们从上面踩出一条路。”真是简练的语言、深刻的哲理。
我们久别重逢是在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时，我随广东代表团去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山海工学团”时的老战友、孩子剧团第二任团长许翰如同志带着由天津到北京办事的鲁藜来看我。他操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健谈，那么爽朗，看得出他那时的心情是很舒畅的。离开时，下台阶脚腿很矫健，右手拿着外衣搭在肩上，还是在上海时那种文化人的样子。没有想到我们分别不久，他就因胡风的案子受到株连，被错误地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到平反。
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因参加一个会议到了天津，专程去他家里看望他。虽然饱历风霜，脸上显得苍老多了，但是，共和国的春天带来的希望和喜悦，也随时在他脸上显露出来。他身体还相当硬朗。腰杆笔直，焕发着青春。过了几天，他又到宾馆来看我，我们详细回忆了过去，不胜感慨。我向他谈起《泥土》那首诗。我说你不但是诗人，还是哲人，在文艺的春天里希望你多多地播种，多多地收获。
几年之后，广东邀请周扬等一批文艺界的同志来考察广东改革开放后的情况。那时鲁藜已从天津到了厦门他的家乡，闻讯立即坐飞机赶到广州，我们又见了一次面。他们住在落成不久的白天鹅宾馆，我去看鲁藜，问他印象如何？他立即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改革开放的路就在脚下。他站在白天鹅的高层楼上，面向着白鹅潭和广州改革开放初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又做起诗来了。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他八十岁时，天津文联通报了他八十岁生日的讯息，我立即去电祝贺。后来我们疏于通讯，这五年的情况并不了解，不料他已走完了那又坎坷、又不平凡的一生。他愿作泥土，让人们踩出一条路，而在人们心目中，他却是璀璨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