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癌与防癌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院士园地

　　治癌与防癌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汤钊猷
　　作者简介 医学肿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1930年生于广州，1954年毕业于上医大，曾任上医大校长、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主要贡献为肝癌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肝病权威汉斯·珀波认为这是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其原理并引申到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两次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主席，三次任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主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三等奖和美国金牌奖。主编4本专著，论文450篇。
　　治癌前景光明
　　1985年全球有500万人死于癌症，到2000年将有700万人，并可能继续增加。癌症不像传染病较易被控制。因为癌变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的过程，加上早期癌不痛不痒而难以发现，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又很相似，抗癌治疗也对正常细胞有害。但20世纪围攻癌症仍富有成效。首先是解决了诊断问题，过去只用显微镜，后来纤维内镜可“无孔不入”，看到各种内腔癌症。验血也可诊断癌，加上超声显像、CT等影像学，使无症状的癌获得诊断，这是一个突破。百年来已形成手术、放疗、化疗和生物治疗的四大疗法，近年癌症的局部治疗重新兴起，用各种手段使癌“饿死”、“冻死”和“热死”。
　　治癌已出现一些新动向。外科因与肿瘤生物学的结合将焕发青春。“动态式强调适形放疗”将使正常组织得到更多保护。抗癌药将针对新的分子“靶”。生物治疗对复发转移的控制将起关键作用，其中基因治疗着眼于修理癌细胞司令部的错乱而诱人注目。“生物导弹”因基因工程抗体的出现将重新抬头。还有一些诱人的治癌之道：如维甲酸能诱导一种白血病细胞使之“改邪归正”；癌与细胞增殖超过凋亡有关，如氧化砷可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受精卵可发展成不同形态和功能的细胞，现在用“造血干细胞”可诱导出所需要的细胞，加以繁殖，等化疗后再输回人体；用疫苗预防癌症已呼之欲出，现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抗原肽，或通过与癌细胞接触而获得识别癌的本领；人体本身就有杀灭癌细胞的“战士”，已可能挑选最善战的战士，加以“专业”培训，回去和癌决战，其中“树状突细胞”有希望挑此重任；癌要靠肿瘤血管来提供营养，用几个疗程的肿瘤血管抑制剂，癌就可能处于冬眠状态；等等。尽管道路曲折，但未来治癌前景是光明的。
　　防癌是上策
　　正常细胞癌变后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受控制的生长增殖，二是侵犯邻近正常组织并转移到远处（侵袭性）。因此攻癌有两大目标，一是怎样能不生癌，二是生了癌能否使癌不转移。细胞所以癌变，癌细胞所以具有侵袭性，都与细胞改变了它的遗传特性有关。如果由于环境致癌因素改变了细胞内某些基因，那么增殖出的后代将可能是癌细胞。通常细胞内有两套基因，一套促进细胞生长增殖，一套抑制生长增殖。如前者总是绿灯，后者总是红灯，细胞就无限制地生长增殖。通常要多个与细胞生长增殖有关的基因改变，癌才得以发生，这需多年积累。癌要具有侵袭性还需其他基因突变的参与。如吸烟与30％的癌症有关，但很少在刚一吸烟即发生癌症，就是这个道理。
　　1978年的国际癌症大会认为：80％的癌症来自空气、水和食物。20年后的国际癌症大会进一步指出：生活方式比任何外界的致癌因素更为重要。首先是吸烟，我国每天有2000人因吸烟死亡，成为世界上因吸烟致死人数最多的国家。吸烟引起的疾病死亡中，癌占首位，肺癌最多。吸烟还与口、咽、喉、食管、胃、胰、肝、膀胱、尿道、宫颈等癌有关。原先估计我国因吸烟肺癌将于30年后跃居首位，但现已在城市提前到来。对非吸烟者来说，“吸烟区”是低度的致肺癌环境。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癌从口入”，与饮食相关的癌约占35％。腌制食品多含亚硝胺，与食管癌、胃癌、鼻咽癌有关。霉变花生和玉米含黄曲霉毒素，与肝癌有关。油炸、烧烤食品含较多的多环芳烃类苯并芘，与胃癌有关。烧焦的蛋白质、氨基酸和糖有致突变性。高脂肪饮食与大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可能有关。食物中纤维素太少可能与大肠癌有关。我国因饮食部分西方化，大肠癌、乳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已有上升趋势。进食太多引起肥胖与乳癌、胆囊癌、子宫体癌有关。与感染相关的癌占16％，如EB病毒与淋巴瘤、鼻咽癌有关，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有关，乳头状病毒与宫颈癌、肛门生殖道癌、扁桃体癌有关。西方喜欢日光浴，恶性黑色素瘤和皮肤癌就多于东方。原子弹爆炸和前苏联核电站事故地区，白血病、甲状腺癌明显增加。其他还有环境污染、职业暴露、激素与药物等。遗传因素也不可忽视，“环境暴露（包括生活方式）”和“个人遗传易感性”是癌症发生的两个重要方面，已发现了一些“遗传易感基因”，这样有可能划出癌症的“高危人群”。
　　既然引起癌症的因素很多可从环境中、生活习惯中找到，癌症的预防应该是可能的。如能做到戒烟，少吃腌制、霉变、烧烤，控制高脂食品，尤其动物脂肪，多吃植物源食品、黄绿色菜、粗粮和纤维素，预防感染，进行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少饮酒，多喝绿茶，避免饮水污染，避免过多日光曝晒，适量运动，那么癌症就可能减少30％—40％。
　　我国应对世界作出贡献
　　1968年我刚从事肝癌研究，每天都有病人死去，现在一个月也难得见到病人死于病房。这应归功于“科技进步”和“变革”。例如变“等病人”为“找病人”，枣子大的肝癌才得以发现，而发现则靠甲胎蛋白和超声显像这两项新技术；后来变“肝叶切除”为“局部切除”，有肝硬化的小肝癌病人才能耐受切除，切除后生存率因此翻了一番；由于对复发肝癌变“不再切除”为“再切除”，切除后生存率才能又提高一步；后来小肝癌的经验引申到部分大肝癌，变大肝癌为小肝癌，“不能切除”才变为“可切除”，而大变小同样离不开科技进步（如导向治疗）和新思路（多种疗法的联合和序贯应用）。30年间我们肝癌研究所已有320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相当于1905年后65年间全世界生存5年以上肝癌病人总数的7倍。肝癌已从“不治”变为“部分可治”。总之征战“癌王”的戏剧性变化给人们攻克癌症更大信心。
　　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癌症谱接近发达国家。因此既要注意过去的常见癌，如胃癌、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更要注意上升的癌症，如肺癌、乳癌、大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等。癌症的防治有几个层次，病因预防是最根本的办法，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立竿见影的途径，临床治疗则是现实问题。三者各有其优缺点，宜三管齐下。攻克癌症仍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癌的发生和发展在基因水平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清。要研究环境因素与遗传易感性的相互作用。癌症的预防干预要逐一验证。早期发现要解决“耗费与效益”问题。多数癌症尚缺乏有用的肿瘤标记，需要寻找。手术切除术后复发转移尚待研究。“经济—社会因素”使不能切除的癌症仍占很大比例，又因癌变的多因素与多阶段性，难以找到单一的特效药物，为此综合治疗需大力研究。诊断水平的提高，将发现更多小的癌瘤，局部治疗也要探索。晚期癌症是现实问题，姑息性治疗也不能偏废。基础研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特别是癌变与癌侵袭性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我国基础研究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仍难以大量投入，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上的转化是一个关键。21世纪我国癌症的防治与研究应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而促进基础、临床与现场的结合将是作出有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