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赛先生”辩护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为“赛先生”辩护
　　任定成
　　八十年前，针对一些人对《新青年》的指责，陈独秀曾写下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辩护。但是，八十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赛先生”的责难。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仍有必要为“赛先生”再作一番辩护。
　　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的作用被不适当地夸大和泛化了，从“五四”开始，“德先生”与“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实际上，这两位先生是在“五四”反“孔教”运动中请进来的，在当时具有强大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有“孔教”的强大阻力，科学哪里得到了“菩萨”的至尊地位？有这个地位的仍然是“孔教”，只不过拜这尊菩萨的人比过去少了而已。科学要赢得它应有的“先生”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不说高扬科学大旗的五四时期中国还有胡适所指出的“遍地的乩坛道院”和“遍地的仙方鬼照相”，不说三十年代“科学化人”的时候还有竺可桢指出的留美归国科学工作者中仍有相信算命和风水者，就是在坚持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社会上还存在盗用科学名义践踏科学精神，泛起封建沉渣的现象。遗憾的是，一些人看不到这种反科学现象的大量存在，反倒觉得科学在中国起的作用太多太大。这种认为才真是太不适当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科学的名义下扩张化、独断化提供了价值上的合法性。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涌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无一不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和企图。不仅如此，“信仰意识形态和伦理政治化，事实上是尊孔者与反孔者的共识”。只不过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已经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认识，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的各种社会变革，尤其是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均以失败或不彻底而告终，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这些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才随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实为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滥用的结果。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作为解释客观世界秩序的现代知识体系，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本来无法涉及价值世界，但由于“五四”乌托邦式的“科学”崇拜，对“科学”寄托了全能化的社会功利和价值期望，因而导致了终极关怀的失落。这种把科学仅仅看做知识体系、科学方法和工具理性的看法，与早已被人们抛弃的把科学仅仅当作物质文明的看法相去不远。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又充满着人文精神，它所创造的器物、技术、知识、方法、思想和精神几乎渗透进人文文化的一切方面，推动着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不必说具体的科学成果可以用于改善人的素质和促进社会发展，就是科学的理性态度、规律意识和求证精神，对于人文文化的形式、手段和内容，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科学充满了对个体人和社会人的最实际和最长远的关怀。当然，不顾后果地盲目应用科学，也给人类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科学是唯一能够发现自身局限的文化。历史上，最敏锐地看到科学成果的滥用带来不义之战、生态危机和社会畸变的往往是科学家。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靠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科学本身的发展。科学的滥用并不是科学的过错，只说明人文文化在涉及科学的应用时更需要引进科学精神。人文文化需要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精神，两种文化是不可偏废的。
　　在中国，高扬“赛先生”的旗帜已八十多年，“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科学的社会文化利用早成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再度为“赛先生”辩护，是值得人们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