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执著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
　　董学文
　　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日子里，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评论这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和理论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八十年前，杨晦先生是北京大学学生，“火烧赵家楼”的勇士。后来，成为沉钟社成员。鲁迅当年对这个青年人的文艺社团曾赞誉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从1923年在北京《晨报》副刊第一次发表剧本《来客》，到日后从事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教学研究，先生在文艺战线工作战斗了半个多世纪。
　　杨晦先生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相当清晰地展示出“五四”以后我国进步文艺工作者走过的理论道路。在爱国、科学、民主的浪潮中，在辛勤的戏剧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里，他追求着严肃，信奉着认真，把艺术看作“极高尚的事业”。然而，在那危难的时代，将手中的笔变成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需要巨大的毅力。生活在磨难着他，历史在震撼着他，抗战爆发前的现实，迫使他开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参加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当他谈起抗战期间在山城重庆接触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情景时，脸上总会浮现出欣喜和钦慕的笑容。一种新的宇宙观和文艺观，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他由创作和翻译转而从事文艺评论，文艺观念也与先前有了明显的转折。
　　杨晦先生的评论文字极富感情，那是一颗燃烧的心灵的战叫；先生评论中外作家、作品的文章里，常含“自我批评”成分，让人感到无比的质朴和真诚。在《艺术之宫的陷落》一文里，他通过对比利时象征派代表作家梅特林克的怀念和检讨，通过与同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对比，呼吁在个人狭窄思想与情感中打转转的艺术家们，要能够“像丢掉一双破鞋”一样，鄙弃“过去艺术之宫里的生活”，转一个新的方向，踏上一条新的大道，“走上为人类而牺牲奔走的正路”。在《罗曼·罗兰的道路》一文中，先生专门论述了这位伟大作家怎样用一生时间完成了“从巴黎到莫斯科”的旅程，充分肯定了这条由个人英雄主义走向人民的光明之路。先生认为罗曼·罗兰的转变，“是一种社会性的转变”，“是一种对自己的革命”，“转变后，他才把一幅新时代的旗帜背掮在他的肩上”。注意文艺的道路问题，作家的方向问题，自然地成为先生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
　　1949年，先生把所写的一部分主要文艺评论文章编成一个集子，取名《文艺与社会》。可以说，这个书名准确地概括了他前期全部论文的中心内容，鲜明地显示了他考虑和观察文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毫无疑问，这种出发点和着眼点是符合艺术内在规律的。集子中的名篇《曹禺论》、《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国新文艺发展的道路》等论文，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尽管不免有某些偏颇，但由于先生始终坚持作品的现实性尺度，坚持认为文艺运动健康发展的关键在其能否解决好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因此，至今读来仍感到真知灼见的光芒，令人叹服其分析的深刻，见解的独到。
　　杨晦先生对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有个生动的比喻，那就是把二者比作地球和太阳的关系：地球有围绕地轴的“自转”，又有按照一定的轨迹绕着太阳的“公转”；同样，文艺也有“自转”，也要随着社会而“公转”。用他的话说：“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文艺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自转律。”到了晚年，先生在阐述他关于中国早期文艺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时，再次申论了这一见解。虽然文艺一经产生之后，便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走上自身的发展道路，但它终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要受到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基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地球和太阳的关系一样”，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研究文艺思想，不仅要研究它“自转”的规律，即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承继关系，而且还必须研究它“公转”的规律，即要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去探寻文艺变动的终极原因。“如果把‘基础’抛到一边，仅仅把文艺思想当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去作刻意追求，把文艺思想当成‘空中楼阁’来对待，那这‘楼阁’不论多么漂亮，早晚都是要塌下来的。”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外文艺理论遗产，科学地建立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作为当年曾经受到过鲁迅扶植和教诲的文学青年，杨晦先生把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奋斗精神当作毕生的事业。无论是在1936年给鲁迅送葬的行列里，还是在《鲁迅百周年纪念随想》的文章中，他都把鲁迅“一生到老志不屈”的硬骨头品格给以张扬。先生讲，联系到中国，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进步文学都是吸吮着鲁迅挤出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杨晦先生正因为吮吸了鲁迅精神的乳汁，才有这样的文艺观，才如此成就了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