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日子里
国营友谊农场勘测队队员 黎和焱（口述）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大型谷物农场，将在佳木斯以东三道岗草原上建场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了，这时，我们勘测队正在这一带刚刚结束了野外测量工作，正准备回哈尔滨学习。看到这个消息，小伙子们（我们勘测队员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都燃起了一个新的希望，便推选了两个同志去福利屯打电报，向机关首长要求参加大型谷物农场的建场工作。两位代表从福利屯回来，大家一下子把他们围起来，当他俩把喜讯告诉给大家：要求已批准了。不少人高兴地跳起来，唱起来。有人想：能跟具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水准、又有丰富经验的苏联专家一起，在他亲自帮助下工作，是自己的幸福，有人想：能亲自参加祖国第一个最近代化的大型谷物农场的建场工作，是自己一生的荣幸。我们队里有个叫廖涤吾的青年，家在湖南省，三、四年没回家了，他妻子曾多次来信盼他回家看看，早在几个月前，他曾积蓄些钱，准备这次野外工作结束后，请假回家。现在，他改变了原来的打算，把钱寄给家里，写信告诉妻子，他参加大型农场的建场工作，不回家了。
没想到这样快，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刚回到莫斯科，苏联政府派来帮助友谊农场进行土地整理工作的苏联专家，便来到了兴隆镇。后来我听说：苏联专家从莫斯科远程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同志劝专家稍许休息几天，苏联专家不肯，他们提出来：“时间就是一切啊！”苏联专家连日赶来现场，刚到兴隆镇，便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开座谈会，听当地同志介绍情况，第三天拂晓，苏联专家便冒着寒冷，从兴隆镇前往荒原进行了第一次的察看。
我的具体工作是帮助苏联土地整理专家拉斯肯同志进行测量工作。拉斯肯五十多岁，胖胖的个子，一副慈祥的面孔，是一位有二十多年土地整理工作经验的老专家。工作的第一天，他便像老爸爸似地关照我们，他亲切地摸一摸我们的棉裤、棉袄，问我们冷不冷，嘱咐我们下荒地工作一定要穿得暖一些。他热心地教我们学俄文，像经纬仪啦，标桩啦等用具的俄文名字。在荒地上遇见了来看热闹的老农民，他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热地和老农民握手，向他问好。说实在的，我过去没有见过苏联专家，初见专家心里总有点拘束，事实教育了我，和专家之间的生疏和很小的一点顾虑，也很快便消失了。
每天，天曚曚亮，我们便出发到荒地了，中午，苏联专家和大家一样吃上几块凉面包，在凛冽的寒风中工作一个整天。除了吃面包这么一会儿，老专家（我们都这样称呼拉斯肯同志）总是不停脚地走。他身体胖些，穿上臃肿的皮大衣，走起路来不大方便，有时真走得有些发喘了，我们劝他坐汽车上，休息一会，他每次总是不肯，他说：“我还年轻，不觉累，用不着休息啊！”
他不仅亲自动手做，还随时随地向我们讲解。从怎样使用钢尺，怎样埋标桩、找透视、选点，到技术复杂些的测量水准等，都是先把原理和工作方法讲清楚，第一步如何做，第二步如何做，亲自做个样子，让我们照着学。如果讲第一次我们没听懂，专家再讲一次；话说不通了，专家就画图来说明。比如栽标桩吧，老专家详细告诉我们怎样使用经纬仪，选定埋桩的位置，怎样挖坑，怎样埋，埋多深，然后，他亲自动手埋好第一根桩。埋第二根桩时，他就不说话了，看着你把它埋好，他仔细检查一遍，对你做的感到满意，他是那样高兴地笑了，说一句：“好”，老专家的笑给我们多么大的温暖和鼓励啊！
苏联专家为我们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和成绩高兴，当他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疏忽或过错的时候，便很爽直地批评我们。有一次，在总场部测导线，哈索夫专家领着几个人从对面测过来，老专家领着我们迎面测过去，双方相遇的时候，差了二公尺三的数字，经过几次检查，原来我们把一棵桩的号码搞错了，老专家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以一个老测量员的身份忠告你们：测量不能离开细致，不管你什么都会做，不管你知道多少理论，有多丰富的经验，离开细致，便不能做好工作。”
短短的两个月，苏联专家按着苏联的先进技术要求，系统地具体地教我们，使我们完全学会了从普通的到能掌握较复杂的测量工作的全套本领。
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这天，草原上刮起了少有的大风，被风扬起来的雪沙，烟雾般地罩着草原，天上地下一片白茫茫。我们土地考察组各个小组照常到荒原工作。我们一下汽车，迎头风吹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只好斜着身子走，或背转身，倒退着走。测量用的塔尺竖起来，一下子便被风吹倒，我们再一次把它竖起来。这天，我们在总场场部进行水平测量。水平测量是比较复杂的工作，要同时设立二十个距离点，老专家不停地来回奔走着，指挥大家进行工作。年轻的翻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他热情地告诉她，迎风时要怎样走，顺风时怎样走。他还鼓励大家：“今天风大，明天说不定还会有风，我们测量人员要学会在大风中工作。风吹得钢尺乱动，这有什么呢，我们用脚踩紧它，再量出数字；测旗离得远，看不清楚，我们把它移得近一点，这样，又能在大风中工作，又达到精度要求。”
这天真冷。稍许停立一会儿，两只脚就像赤裸着立在冷水里，要连忙踏踏脚，或者跑上几圈，脚热了再继续工作。风刮到脸上，像刀割似的。老专家冻得通红的脸有些发紫了。有人发现老专家的鼻尖冻得发白了（鼻尖冻僵时，泛白色），急忙告诉他，老专家抓起一把雪沙，轻轻地揉擦鼻尖，他微笑着，像没觉到寒冷似的。他关心的是工作，是别人。他不时地端详别人的脸，他关心又有那个人的鼻尖冻僵了；一会儿他又跑到掌拿塔尺的民工们跟前，他要替民工扶塔尺，让他们活动下腿脚。……
在大风里，在工作困难的时候，老专家还是念念不忘地帮助我们学技术。他坚持让我在水平仪前观测，他脱掉手套，赤着手帮助我记野账。铅笔从老专家冻僵的手里掉下来，他用嘴呵下手，再继续写。老专家还不时地扬起一只带着大手套的手，为我的眼睛遮风，让我看得更方便些、清楚些。我发现每次搬动水平仪的时候，老专家总是有意识地站在上风头里，用他那胖大的身躯在为我挡风哩！立刻一种温暖的感觉传遍我的全身，我想：“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老专家，我要更好地工作！”这时，我似乎觉得天不是那么冷，风也像减弱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老专家那幅慈祥可亲的面孔，还一直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我亲眼看到了苏维埃人，我真正懂得了，国际主义精神是什么……（本报记者力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