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祖国军事医学大厦——记军事医学研究领域的“两院”院士们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构筑祖国军事医学大厦
　　——记军事医学研究领域的“两院”院士们
　　本报记者 李新彦 贾西平 新华社记者 张东波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最近签署通令，给中国工程院院士、总后第三军医大学研究员王正国记一等功，以表彰他40年来为我国军事医学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队伍中，先后有26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都像王正国一样为祖国军事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模范医学教授”的姜泗长、“模范医学专家”吴孟超、“模范科技工作者”黄翠芬，还出现了黎鳌、黎介寿、黎磊石“黎氏院士三兄弟”……他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星座，每一位的经历都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奋斗之歌。
　　让中国军事医学走向世界
　　1996年10月，第三十一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当“两院”院士黎鳌、王正国、吴祖泽、程天民等中国军事医学专家相继走上讲坛，报告医学研究成果时，来自不同国度的军事医学专家学者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事医学在世界科技舞台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优势。
　　此时此刻，站在第三十一届国际军事医学讲坛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不禁心潮起伏。50年代初，我军在东南沿海的炮战中出现大批烧伤伤员，而此时，烧伤医学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还是一名外科医生的黎鳌主动请缨，牵头成立了全军烧伤防治研究小组，并组建了我国最早的烧伤专科病房……几十年来，他率领同事，先后抢救烧伤病人万余例，总治愈率达96％，治疗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他领衔开展的吸入性损伤、创面的处理、皮肤保存、早期输液等多项研究均走在了世界前列。
　　还是50年代初，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吴孟超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的誓言，挺进中国肝胆外科这块处女地时，一位外国专家断言：“二三十年内，中国不可能进行肝胆手术。”然而4年后的一天，吴孟超却成功地实施了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术。1979年9月，第二十八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上由国外学者宣读的论文中，共实施肝癌切除术18例，而中国学者吴孟超却报告了他和同事们实施的181例肝癌切除术。现如今，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吴孟超，已率领同事成功实施肝叶切除术7100余例，手术的数量和质量均居世界之首。
　　著名野战外科专家王正国50年代末一迈出大学校门就跨进军事医学殿堂。1964年，我国首次核试验取得成功后，他受命开始了冲击伤防治的研究。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攻关，他在国际上第一次阐述了冲击波致伤机理和防治措施，使我国的冲击伤研究跻身世界前列。1978年，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向我国发出邀请，因为我国尚未开展这项研究，有关部门只得婉谢大会的邀请。作为一名野战外科学者的王正国深感内疚和不安，立即开始了这一填补国家空白的研究。10年后，王正国将第六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的会址“搬到”了重庆自己的野战外科研究所。作为大会执行会议秘书长，王正国自豪地走上讲坛报告他和同事们取得的丰硕成果。此时，中国的创伤弹道学研究已跻身世界三强。
　　在金秋10月这个收获的季节，由中国“两院”院士率领的军事医学研究大军也迎来了丰收的果实，第三十一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共交流论文500篇，中国军事医学论文就占了250篇。这些高水平的论文，向世人宣告：中国军事医学在烧伤、创伤外科、放射病、军事毒理、心脏外科、肝胆外科、耳鼻喉科临床等研究领域，均已居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军人的博大胸襟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
　　这一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荣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人们赞誉这一成果是和平盾牌。然而，这块金光灿灿的和平盾牌凝聚了我军10多位“两院”院士及他们率领的5000多名军事医学研究人员近半个世纪的心血。如果说他们用知识和智慧摘取了共和国卫生界迄今唯一一项特等奖桂冠，那么比特等奖更可贵的是他们对祖国的赤胆忠诚。
　　当两鬓飞雪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理学家朱壬葆代表这个光荣的集体，登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从军委领导手中接过特等奖奖杯时，他不禁感慨万端。1951年，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军事医学科学院诞生了。中央决定紧急选调一批国内一流的医学专家加入军事医学研究行列。刚刚40岁出头的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朱壬葆，就在这时开始了他的军事医学研究生涯，接受了原子武器医学防护的研究任务。
　　60年代初，我国原子弹研制已见雏形，上级指示必须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拿出预防药物和防护措施。担任课题总负责人的朱壬葆率领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实验室。这年春节，朱壬葆只在年三十晚上回过一趟家。
　　而他再次回家时，却是被同事搀扶着走进家门的。由于持续工作，疲劳过度，朱壬葆突然晕倒在实验室里。回到家里稍事休息，朱壬葆就不顾家人的劝阻重新走进了实验室。
　　朱壬葆和同事们是在用心血和生命浇铸着共和国的和平盾牌。他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终于提前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预防放射病新药，确保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如期举行。
　　军事医学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需要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人们去从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另一位院士程天民也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核武器损伤防护的研究。
　　程天民是由病理学专业转向防原医学研究的。防原医学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他没有退路，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拿出研究成果。研究中，他要用致伤后的狗作实验。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需要给狗保暖，他和同事们就从家中拿来床单给狗铺盖。为了给狗增加营养，他们把家中最有营养的东西拿给狗吃，而当时他们自己却因营养不良，出现了下肢浮肿……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三年时间就拿下了复合伤研究领域一系列先进成果。
　　“院士夫妻”周廷冲、黄翠芬作为“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这块和平盾牌的铸造者，从踏入军事医学殿堂的那一刻起，就恪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诺言。很长时间里，他们不再给父母写信，不再与兄弟姐妹联系，把全部情感都倾注在事业上。
　　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药理学家秦伯益和同事们经过潜心研究，从6000多种中草药中筛选出一种具有良好前景的预防化学武器的新药，一旦成功，这一新药将取代国外沿用了30多年的同一类药物。
　　然而，每一种新药的研制成功，都必须通过人体试服这一关。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秦伯益先是服下拟用人体剂量两倍的药物，尔后静待不良反应的出现。一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反应，秦伯益很高兴。这表明临床拟用剂量是安全的，新药的前景是诱人的。接下来他不断加大服药剂量，直至全身无力，恶心呕吐。药物反应在他身上持续了一整天。这一天他异常难受，却又异常兴奋，他终于找到这一新药的人体极量。
　　或许有人会问：科学家以身试药值得吗？秦伯益说：“战争法则是不能用市场价值评判的。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那么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人民和战士就会付出更惨重的生命代价。”这就是长年奋斗在特殊战线上的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军事医学科研人员的高尚情怀！
　　弯腰为人桥挺立为人梯
　　1998年10月20日，鲜花、掌声将17位“第四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推到了台前。在这些佼佼者中，有一位年仅36岁的年轻学者，他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贺福初。谈起他的成长，贺福初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我的导师吴祖泽教授。”
　　那是1987年一个寒冷的冬日，25岁的贺福初已办好出国手续，吴祖泽教授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时任研究室主任的吴祖泽看中了贺福初的才华，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研究室，并将分子生物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交给他。吴祖泽以一个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为贺福初指点迷津，勉励他振奋精神，把心思用在干大事业上。吴祖泽的一番话，使贺福初茅塞顿开。在这之后，贺福初成为吴祖泽的博士研究生。在吴祖泽的指导下，贺福初从分子生物学高度，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研究，首次发现分子水平上两大最基本生命现象——生育与进化的统一，填补了国际空白。再之后，31岁的贺福初先是接替吴祖泽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后又走上研究所所长的岗位……
　　如果说吴祖泽具有慧眼识珠、点石成金的能力的话，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他的首创。在吴祖泽的身后同样有一位托举人才的人梯，这就是朱壬葆。
　　70年代的一个初春，尽管科学的春天尚未降临祖国大地，但朱壬葆始终关注着世界医学的研究动向。他在实践中敏锐地感到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治疗放射病及血液病的一个重要手段，并抓紧翻译、撰写了一系列有关造血干细胞研究的文章。然而，已年逾花甲的朱壬葆明显感到精力不济了，他开始多方物色可育之才。
　　是年夏季的一个下午，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里，朱壬葆拿着一本英国医学杂志，走到一个正在查阅资料的年轻人面前，对他说：“这篇文章希望你能读一读，兴许对你的研究有用……”没有辜负老教授那一双慧眼，年轻人不仅读懂了，而且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位年轻人就是今天我国著名实验血液学家吴祖泽。多年以后，吴祖泽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造血干细胞并将实验血液学研究推向世界科技前沿的人。他对造血干细胞的辐射损伤与恢复规律的研究成果一直被国际医学界沿用……1993年，吴祖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翌年又走上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岗位，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朱壬葆到吴祖泽，从吴祖泽到贺福初，这其间组成了一条绚丽夺目的人才成长链。在我国军事医学研究队伍中，这样的“人才链”何止一条、两条？每一位“两院”院士都是一位培养人才的大师。“弯下腰是一座桥，站起身是一架梯”，这正是对军事医学研究领域中每一位院士和老一代专家学者的真实写照。（附图片）
　　左图：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部分“两院”院士们。从左至右：孙曼霁、吴祖泽、吴德昌、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秦伯益。赵进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