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真实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间，我们的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单从艺术门类看，纪实文学从以诗歌、小说等为主导的虚构文学的传统艺术框架中脱颖而出，逐渐站到了文学舞台前沿位置。书店书摊，纪实文学出版物触目皆是。图书市场销售排行榜上，纪实文学也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我们走访了一些学者、作家、编辑、文艺评论家，迫切地感受到，时下的纪实文学需要——
　　呼唤真实
　　王辟长
　　一个概念的提出，应力求准确、鲜明、科学、规范。“纪实文学”，从语义上分析，却有着内在的矛盾。纪实，重在真实；文学，离不开虚构。二者的联姻，该如何界说、评判？
　　有人认为，纪实文学，真实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作为文学，需要生动性，但再怎么生动，再怎么加强文学性，也不能脱离事实。那种为了避免打官司、招惹麻烦，而把一些名字用ABC代替，或者为了加强文学性而干脆把第一性与第二性颠倒过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文学。
　　何启治认为，纪实文学核心是“真人真事”的真实，而不是“艺术”的真实，不是“虚构”的真实。严格地讲，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也有区别。报告文学必须严谨地按“真人真事”的真实来写，纪实文学虽然也是“真人真事”的记录，但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把它的地点、单位和当事人名称改用假名。即便这样，它也必须恪守真人真事原则。相对而言，纪实文学更贴近读者，更通俗、更自由，报告文学则相对规范一些。
　　丁临一认为，所谓纪实文学，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具有当代性。纪实文学的属性，姓“今”不姓“古”，属“热”不属“冷”。不管写什么问题，必须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和当前的社会生活保持紧密联系。
　　李炳银则认为，时下某种不成熟的“纪实文学”的出现，是作家一种狡黠思维状态下的变种和异化，是在严格纪实面前的退缩，又是虚构能力上的弱化。既想利用真实争取读者，又不愿承担写实的责任。这个概念的出现，给文学创作在理论上乃至创作实践上带来很多混乱。
　　葛兆光认为，二十世纪我们已经形成的文学与历史分开的学科化体制，预示着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预示着文学与历史间的冲突。为什么文学不可以写历史性事实，为什么历史不可以用文学的写法？谁决定了这个界限不可以逾越？——我们现在的学科体制和本世纪以来人们形成的现代观念在无形中分割着这两大块。其实，早期这两者之间界限并不明显。文学手法曾经用在历史学里，而历史学的纪实也不排斥文学笔法。如司马迁《史记》写霸王别姬，项羽与虞姬两人悲悲切切地唱了一两段歌，第二天就死掉了，显然是文学笔法。因为当事人死了，八百江东子弟也都阵亡了，谁知道项羽与虞姬唱歌一事？只能是虚构。纪实文学，名曰“文学”，但又想承担一份历史责任，所以挂上一个“纪实”的牌子，有点“画地为牢”的意味。
　　对于纪实文学的重要性，杨义认为，“世间不可少此一体”。王宏甲更大胆提出，二十一世纪纪实文学将取代小说。
　　文学发展史启示我们，一种文学形式的出现、繁荣乃至成为文学的大潮，必须要以时代的普遍需求为条件。在整个九十年代，纪实文学成为一种新风尚。小说、诗歌、戏剧等似乎与我们关注的目光有所疏离。
　　李炳银认为，当前的创作现实与市场环境使真实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纷纭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对历史真相、现实真实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长期以来，人们厌烦了文学中的“矫情、虚假和浮夸”。目前，虚构文学的创作又有个人化、私人化的倾向，与现实有某种程度的脱节。而时下所谓的纪实文学之所以拥有不少读者，是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还具备一定的真实性。正是凭借这份不确定的真实，这些作品常常直接进入人们的生活，诸如出国问题、婚姻状况、情感隐私、社会心理……从中人们可以获得一些模糊的信息。
　　何启治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市场也发生着变化。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在艺术生产过程中，作家也应该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不能简单地认为我有什么读者就得接受什么。不可否认，以真人真事为叙述对象的纪实文学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丁临一也认为，纪实文学的繁荣是文学的主动选择，是文学与读者阅读需求接轨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存方式，希望生活得更美好、更有质量，希望民族富强、国家兴盛。而纪实文学则可以提供诸多方面的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实文学的出现，印证了“文学总是跟着生活走的”原则。
　　杨义认为，小说、诗歌等虚构艺术有追逐新巧的不良倾向，有卖弄从西方学来的不太成熟的技巧的嫌疑，关注一些人们并不关心的问题。开始出现时，或许有新意，但长期下去，读者必生厌倦。人们更希望看到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字。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纪实文学的出现，正好与人们的期待达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求真？求虚？亦或二者兼顾？纪实与文学、真实与虚构，孰轻孰重？二者的结合，是“委曲求全”，还是“互补交融”？
　　杨匡满认为，纪实文学对真实性要求比较严格，既然标明纪实文学，就要对读者承诺。这一点，《中国作家》杂志在“征稿启事”中严正声明：“纪实文学作者必须对其中人物、情节甚至细节负责。”纪实与文学相辅相成，真实是它的生命，文学也是它的生命，“没有细节就没有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葛兆光认为，历史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曾经存在过的事物作具体的回忆和追述，文学是对从来没有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想象。但二者也有共同点，历史是一种叙述，是一种叙事体散文式写作，文学也是一种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人为鸿沟会逐渐缩小。再从历史学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去重构历史事件的细节、场景、语境等，这个做法已经跟纪实文学比较接近了。也就是说，纪实文学不管怎样纪实，也不是完全的还原，而只能是把比较切近时代的真实写出来，这中间少不了对某些无损于纪实的内容进行想象与细节处理。实际上，历史本身在叙述时，也要注重它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可读性。这一点与纪实文学有呼应的一面。必须强调的是，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这是不可改变的真实存在，它制约着写作向它靠拢。纪实文学同样如此，曾经发生的事件，制约着写作的边界，在这个不可逾越的边界范围内，可以适当运用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
　　何启治认为，纪实文学要纪实，还得是文学。如同讨论科幻是姓“科”还是姓“文”，报告文学是以“报告”为主还是以“文学”为主一样。我觉得这样的概念都是两者融合的结果，它之所以存在，必须是两者和谐的统一。纪实文学也是这样，既有纪实的一面，同时也需要以文学色彩抓住人、感动人。冰心说得好，文学是赚取人眼泪的东西。
　　在绝对意义上，一切叙述都是改写，任何回忆都无法复原。“纪实”、“报告”、“绝对真实”、“口述实录”等都必须经过仔细审视，理性分析。事件的选择，行文的用笔，无不有“倾向性”贯穿其中，只是或明或隐而已，对纪实文学的作者要求也就更高，既要有烛照历史真相的勇气，又要有见微知著的思想深度和写作才力。
　　葛兆光说，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小说《将军碑》说得好，即使当事人，他的回忆都有可能出现想象。回忆录中总有想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岁月流逝中，肯定会加入很多回忆，会遗忘一些东西，会发掘一些东西。有的对自己历史中不大说得出口的东西，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采取遗忘方法，有的觉得值得夸耀的事情就多说几句，在遗忘与发掘中，历史本身也就改变了。
　　何启治认为，纪实文学要往深度发展，成为传世之作，而不是赶时髦的产物，作者首先要具备胆识与勇气，敢于正视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现实中的多方面问题有一种真正从全人类关怀的观念，而不应被市场利益所诱惑而软化自己，异化自己。
　　丁临一认为，既然选择了作家职业，应该以自己的社会良知，对社会公德、民族前途、国家未来投以天然关注。有了这个根本，作家提笔写作时，才会有一种民族责任感、人文关怀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才能代表时代的良心，代表民族的良知，付出的劳动、理性关注、情感投入才会有所依托。
　　王宏甲认为，当前纪实文学作者普遍缺乏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这是最致命的弱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工作，企业在经济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一些作家往往在不认识企业状态下开始采访企业，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准确性能有多少呢？纪实文学作者应有多方面知识准备，这样才会避免因知识的欠缺而导致作品的失真。
　　李炳银认为，现在创作，不管是虚构文学，还是纪实文学，更需要具备那种对艺术纯粹、崇高的追求精神的作家。一些人一年里出十多部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在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行文写作等技术环节所花费的时间不多，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
　　刘白羽认为，纪实文学不能因为有了“文学”两个字，就可以乱编。这已不单纯是文学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纪实文学作者要勇于承担读者对你的信任，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人民的使者，人民在等待着真实的声音。可以说，没有信任，纪实文学也就没有了价值。
　　杨匡满认为，纪实文学既然比较尖锐地贴近生活，肯定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名誉，引起某些人反弹，关键要真实。就编辑而言，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作品，不可能对其中出现的几百个、几千个细节一一进行核实，而只能相信作者的素质。由此引起的纠纷，也只能由作者本人承担。目前，对于写纪实文学的作者，应予以保护，保护他们采访、干预、评价生活的权利。
　　一个作者写纪实文学，必须付出艰苦劳动去采访，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而不应满足于人云亦云，从报纸堆中互相拼凑。同时应具备敏感性，能够判断材料的价值，必须具备最起码的驾驭能力，驾驭得不好，可能以偏概全，有悖真实。
　　周同宾说，写纪实文学是十分辛苦的事，几十个村子跑过来，真正写出来的文字还占不到采访文字的三分之一。他的“口述实录体”的《皇天后土——九十九个农民说人生》给人们提供了中国农村斑斓驳杂、苦甜酸辣的多彩画卷。为达到“写出生活的原生美”的初衷，他在文体的选择、采访的方式、材料的取舍、语言的斟酌等方面可谓颇费苦心。也许只有作者才知道，如何在大量“田间作业”的辛苦采访基础上恰当地传达出被农民、作者和读者都接受的那一份“原生”的真实，是多么不易之事。
　　为迎合某些读者的猎奇心理，以“纪实”为名，贩卖隐私，制造“卖点”，是急功近利的商业炒作行为，还是唯利是图的书商对社会的一种灾难式的利益攫取？
　　王宏甲认为，商业炒作，是一种市场行为。从经营角度看，本身不是坏事。一个作品的问世，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炒作。在“炒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非常糟糕的作品，这需要读者睁开眼睛识别。单纯的炒作，不会给“纪实文学”这个名称带来负面影响，“纪实文学”名声的好坏，决定于它自身的质量。而我们目前纪实文学水平整体低下，与时间短有一定关系，如从夏衍《包身工》算起，才六七十年时间。胡适曾在二十年代说，中国文学中最弱的一种是传记文学。因为传记文学受到真人真事的限制，有很多忌讳，禁忌太多，就很难写出很高级的东西。
　　杨义认为，纪实文学是个流动体，参差不齐，在所难免。同时，又是一个形式，一个瓶子，可以装不同的东西。对此，不能简单地凭好坏加以判断，也不能人为地取消它。而需要理论家去引导、解释，心平气和地扶良除莠，没必要横加批判、绝对排斥。而应积极倡导高品位的、健康的作品，同时，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纪实文学生存的土壤，以社会文本去制约作家的写作文本。当然，对借纪实之名，去做有损人格、道德堕落的事，必须予以严肃批评。
　　丁临一认为，当前纪实文学有泥沙俱下现象，这并不可怕。在纪实文学范畴里，也有高下之分，也要经历一个自然淘汰过程。有些东西写得太私人化，太个人化，第一次可能给人新鲜，但时间一长，大家就见怪不惊了。如果长期搞私人化、出卖个人隐私、出卖个人情感，把它作为一种“卖点”，只能自毁前程。当前的纪实文学现状，有点宽容精神有余，理想精神不足。
　　无论是对纪实文学的真实性的把握，还是对其文学性的取舍、倾向性的选择，都无不依赖于创作者的主观心理、思想深度、理性精神和作为一个写作者基本的道德良知。历史的长河中留驻的常常是大智大勇的杰作，纷纭变幻的世象中不绝于耳的往往是至真至诚的时代最强音。社会高歌猛进，改革大潮迭起。人们渴望读到忠诚地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洋溢着真善美的作品，我们衷心地希望写作者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在历史无声的期待面前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碑碣式的现实主义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