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与想象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文论

　　纪录与想象
　　刘军
　　在这个许多事物都将逝去的世界上，人们忙于纪录下自己的活动和思想近乎成为一种本能。从结绳记事的远古的蛮族，到使用着电子摄像机的现代游客；从学富五车的学者的坎坷经历，到普通百姓家长里短的平凡故事；从国家民族的巨大变动，到轻易示人不加遮掩的“个人隐私”……纪录的欲望涌动在我们的历史中。纪录是我们曾经存在过的佐证，是我们得以缅怀往事的途径，犹如旧书页中夹藏着的红叶或箱底已经褪色的照片，使我们接触到已经逝去的时间、痛苦或幸福。
　　用一种简单的说法，对于这些纪录的研究就成为历史学，对于这些纪录的真伪的鉴别、对于往事的复述或不可能复述的探索就成了历史学的主要任务。人们研究纪录的真伪，在纪录中寻求真实的佐证或痕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到欺骗或愚弄，希望发现历史的“真实面目”，或者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人们怀着对于理性的朴素信仰，坚信能够找到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即康德的“合规律性”。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比最初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对于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完全复原的，我们已经有了更为成熟的观点。在历史学的变革中，历史学家已经从原先抱有的兰克式的寻找历史事实的理想逐渐转到探究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受到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的鼓舞，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一度极为兴盛，而古典的思辨历史哲学也始终怀有康德式的信念。但分析历史哲学逐渐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历史事实已经湮灭，我们根据古代纪录所能复原的历史只能是“我们眼中和心中的历史”，用其代表人物的话说就是，“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
　　这种简略的回顾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今天的纪实作品抱有稍微平和一些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这只是说，通往历史的真实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而希望商业化社会中纪实作品承担这样的责任多少有些“苛刻”。司汤达在《红与黑》卷首曾引丹东的话说：“真实，严酷的真实”；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要马洛历经辛苦、深入到非洲大陆腹地去寻找什么不受迷惑的判断力和巨大的勇气。记忆的舛误，理性的迷失，别有用心的伪装，权势者的篡改，诸如此类的因素都会遮蔽真实，代之以面具或黑幕。而穿透这一切，不仅仅需要诚实的理性，批判的素质，有时还需要有准备承受沉痛代价的勇气，犹如那些尘封多年始见天日的日记，或者是浸透着革命者鲜血的遗文。真实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是艰难而严酷的历史，尽管面对着商业化的市场需求和社会的琐屑平淡，我们似乎依然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今天，我们纪录历史的手段已经空前丰富，有历史出版物，有报告文学，有纪实作品，有文献、遗址和遗文，还有照相术、电影、电视等发明。我们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不仅谈到关于过去的著述，而且可以“观看”到逝去的现实。但是，若要使历史成为对我们有意义的知识，“批判性的反思”或“移情”之说并没有因为物质手段的进展而失去作用。“批判性反思”是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指历史学家不能刻板地串联起史料，而必须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运用自己的知、情、意来“重演”历史，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事实上，这种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对于普通的读者与对作者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同情、想象和体验中，历史知识才会成为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知识。纪实作品的作者们借着反思和想象来纪录他们的往事，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痛苦、迷惑和错误，而读者则须借助于“同情”和“想象”的素质去感受、领会这些往事，知道不义的罪恶，坚信正义的胜利。历史固然“不可阙如”，但没有点人的想象、同情、经验、价值结合的历史，并不能有助于鉴往知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所写的话同样可以看作是为历史作品中想象力、同情心的重要性取得的辩护。“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亦却是暂时舍弃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把别人在思想、行为或人格上的美视为自己的美。要做一个更美的人，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想象是实现道德上的美的伟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