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年轮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父辈的年轮
　　孟宪杰
　　进了汉正街，往前走不多远，便是汉口谦祥益。凝视着饱经沧桑的百年老店，我不由得想起了在这里过了四十多年店员生活的父亲。
　　我与父亲接触的日子并不多，记得1961年（他大概五十九岁），他扛着两个背包回家，恰恰这年我为了生计不能再上学。那段日子我们虽是朝夕相处，但缺乏心理沟通，大家都为了填饱肚子奔忙，面对父亲那副阴沉的面孔，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单是我，我的姊妹们在回忆中也少见父亲的笑脸。是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他无法再笑，是战乱的忧伤侵袭了他的心灵，还是世态炎凉使他过于悲伤，反正总是皱着眉头，脸阴得很沉。一次当我对母亲说起此事，她摇头：“不，生下你时他说过，最后是一个胖小子，撮了一下你的腮，又看了看我，笑了。”母亲告诉我，父亲十七岁就去了汉口学徒，一去便三年。早晨8点，开门，晚上8点，上门，结完账就10点多了，还要给掌柜的放铺盖、倒痰盂，11点后在柜台上打铺睡觉，第二天6点便要起床干活，一天十几个小时直站得腿痛腰酸，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怎么还笑得出来？后来改为两年回一趟家，但乘轮船，换火车，少则七日，多则十天，舟车劳顿，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是的，每次回家，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珠，浮肿的双腿和一个破得不能再破的大褥套，便知旅途的艰辛。听大姐说，那年日本鬼子进山东，车船不通，父亲和几个师兄弟徒步到汉口，走了四十多天，其辛劳可想而知。
　　后来，在清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封信，是写给当时在济南读书的三姐的。信中写道：“捎去三元钱，给你二妹买双丝袜，买二斤粉丝送到家中，余者留给你母亲过春节用。”我把这封信拿给孩子们看，他们笑了起来，似是觉得爷爷太吝啬了一些。
　　父亲虽身无长物，却爱资助那些家境不如我们的人家。那时大家庭里免不了有些议论，有时母亲也唠叨两句，父亲听了常常要发脾气，也免不了再骂几句。
　　父亲主张物尽其用。家里用不着的便到集上去卖。我记得“穷汉市”很长，旧衣、旧家具什么都有，要卖掉也不容易。我上初小时，碰上父亲回家探亲，要我一同去集上卖一些破旧的东西，在那里坐了半天也无人问津，我有些着急，但父亲沉住气，坐在机撑子上一动不动。
　　别看家境不好，父亲还特别爱干净，每逢回家总把屋里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长期的店员生活使他有了一种闲不住的习惯，街头的垃圾，胡同里的砖石瓦块都由他打扫清理。谁如果把刚打扫净的街面弄脏，他会发火的，瞪起眼来，非让你收拾干净不可。
　　供我们姊妹六人读书是父亲最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他总觉得，当父亲的供孩子念书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力不从心又使他苦恼。我初中毕业时，哥哥已是大学二年级，一天，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不能再供你上学了。”当时，我发现他的脸色不好，眼睛有点湿，我理解父亲的苦衷，便说：“不念就不念吧，在家里也一样读书。”后来，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使我苦读不辍。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既要供屋里照明，又要供我读书，有时，父亲情不自禁地把灯推到我这边，而且眉心一亮，刹那间，那副阴沉的面孔才泛出些暖意。
　　哥哥有了女儿后，父亲的脾气一下子变了。有空就把孙女抱在怀里，常常被尿湿了衣衫，还是笑哈哈的。高兴了，便去揪孙女的小辫，逗得大家笑个不止。
　　不久，父亲就病了。先是脑血栓，经全力抢救，精心护理，总算站了起来。第二次病倒，就再也没起来。
　　他在医院里治疗，哥哥也从外地赶来护理。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太累了，应该好好地休息，不是病魔缠身，他是撑不住了。然而，我们却突然感到，他应该再站起来，再走几步，哪怕蹒跚着走几步——他那永远走不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