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干涉，多领导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少干涉，多领导
本报记者　吕建中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油料、棉花统购政策的实行，农民手里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应当怎样引导农民给手里的钱找到正当的出路？应当怎样帮助农民正确地安排生产和生活？这确实是今天农村工作干部所遇到的一个新问题。
有些干部对农民手里的钱很不放心，看到农民在生活方面花一些钱，就轻率地扣上“浪费”的帽子，于是对农民生活过多干涉的现象就发生了。有的干部像管家婆似地检查农民到集上买回了什么东西；农民买一件绒衣，买一包点心走亲戚，他也要责问一番。有的地区在粮食仓库门前摆着供销、信用、储蓄、归还贷款、订立合同等五张办公桌，卖粮的农民刚跨出仓库的门坎，就被一片喊声所包围：“喂，把钱存到银行吧，别拿回去浪费了！”“来来来，快交股金”……惹得农民说这是“五堂会审”。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硬是不肯把钱分给社员，有个社员因为姑娘出嫁，要求社长借支十五万元，社长说：“新式结婚，别浪费钱，先社后己嘛！”只批准借给两万元，气得这个社员钱也不要了，也不下地生产了。
当然，今天的农村里确实有些人把集中出售农产品后收入的大量现金，用去大吃大喝，做投机生意，放高利贷。这当然是不对的。应当教育他们不要这样做。有些同志怕农民把钱浪费了，想法子使农民把钱用到农业增产和帮助国家建设上去，这种用意也是好的。可是，为什么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农民的心思，对农民的经济生活不是积极地领导，而是生硬地干涉。这里举一个实际例子。
河南安阳县产棉区西柏涧村一九五四年的棉花丰收了，全村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都喜气洋溢地盼望着分红，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可是干部们怕分了红被社员浪费掉了，便兴了一个令：老社员一律不分红，合作社把钱统一存到银行里去；新社员卖了棉花马上把款向社里投资。社员们的兴头一下被打掉了，纷纷说：“这还劳动个啥，自己的钱自己做不得主！”“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叫钱在自己手里放一放！”于是没人积肥了，妇女也不下地摘棉花了。新社员看到老社员用一万元也得伸着手去央求社长，自己手里的钱越发不往社里投资了。干部本来是怕社员浪费，而有些社员们却更浪费得厉害了。有的社员明明手里有钱，也没多大花消，现在却硬找个花钱的因由，三番五次追着干部借钱。还有几十户社员去买棺材板，买砖打坟墓。到镇上下小馆的越来越多了。社里订生产计划，实行包耕包产，要社员自报劳动日，谁也不肯多报。牛吉福全年只报七十个劳动日，他说：“这就够我吃的了，劳动的再多，钱也到不了我手！”不仅如此，有些社员和社外群众甚至对社会主义前途也发生怀疑了，他们说：“现在就‘卡’的这么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就更作不得主了。”
西柏涧村的干部感到这样不行，便开会检查缺点，把该分的钱都分给了社员。和这同时，又加强了对社员的思想教育，用具体事实说明国家的利益、合作社的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说明要办好合作社必须靠大家，说明去年由于社里多投了资，棉花就丰收了；说明大家的钱来的不容易，应该厉行节约，花的得当；同时也说明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社员的生活也应当适当改善。干部还告诉社员：供销社已经办来了年货，大家都去买点东西过个好春节。
这一来，社员的心放平了，局势转好了。实际上，社员们本心里那舍得把钱胡乱花了呢？他们把自己劳动所得的钱拿到手里，就会想到：“这一年的力总算没白出，这钱可不是容易来的呀，不能胡花了。”这样，许多人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存在社里好。那些成天吵着要钱的社员现在反而不要了。社员牛吉贵钱也不支了，坟也不打了，父子俩商量起今年报多少劳动日。乡长路德胜所领导的第七社，新老社员共分红四千三百五十万元，结果社员们只留下八百多万元做日常和春节的费用，其余仍存到社里了。全村十个合作社的社员存到银行和投入合作社共有七亿元，占分红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接着，社里又发动社员订生产计划，实行包耕包产。社员自报劳动日非常踊跃。那个原来全年只报七十个劳动日的牛吉福说：“这还有奔头！”他把全年的劳动日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个。
从此，社员们的生产劲头又大了，男的积肥，整地，准备扩大棉田，妇女们也嘻嘻哈哈地踏着白雪下地摘晚棉花去了。
由此，这里的干部得出了一条有益的经验：对农民的经济生活应该是少干涉，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