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社员的生产资料一点也粗暴不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处理社员的生产资料一点也粗暴不得
韩福旺
山西省黎城县下桂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又增产了，每亩土地平均生产粮食二百八十四斤八两，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九点二，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社员户收入超过一九五三年。可是，社员们的生产情绪却不高，“怪话”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社是一九五三年春季建立的。当时，只有二十一户。这个社连年增产，社员实际收入逐年增多，全村农民都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实比互助组更好。一九五四年春季，增加到一百零三户；秋后，又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户。全村只剩下三户没参加。可是，就在这顺利发展的时候，驻社干部的头脑被胜利冲昏了。他们虽然口里也说：“我们要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已有的经验出发，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稳步前进。”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却粗暴地拖着农民跑步。
去年秋收分配将近结束时，他们来了个“眉毛胡子一把抓”，把社员的牲口、羊群、大小农具一下子都作价归公，“评股入社”。社的经济力量够不够？生产上是不是迫切需要？社员们的觉悟程度够不够？他们都没有考虑。
他们确定了生产资料“评股入社”的比例：劳力负担百分之六十二，土地负担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四，牲口羊群负担百分之十二点零六。这样做了以后，总数六千九百五十七万元的重债压到了社员们身上。全社一百七十三户，除五十户根本没有这些生产资料以外，在一百二十三户有生产资料的社员中，入股的生产资料作价在五十万元至三百五十四万元的有五十五户，占全社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七；其余十万元至五十万元的有三十三户，十万元至三千元的有三十五户。其中生产资料最多的高安生，作价“评股入社”的生产资料计有：铁车一辆作价一百七十万元，驴一头一百二十万元，羊四只三十四万元，篓驮一个七千元，鞍架一付六万五千元，驮架一个二万六千元，耙一张十二万元，圊桶一对四万五千元，炮杆一根八千元，牲口缰绳龙头一付一万一千元，套项一套二万五千元，共计达三百五十四万多元。显然，作价的款额很大，而且是非常集中的。
这样一来，中农和贫农社员都不安起来了。一下入那么大股金，中农社员有些“心痛”，他们还十分担忧三年内是不是能把价款归还他们。中农高水宽生产资料共评股入社一百一十一万元，在他说来，就等于“没有了半份家产”。当然，出社时还允许带走；但农民终究是从现实出发看问题的。所以他们便说了：“这样平‘堌堆’，我们可有些吃不住。”没有或少有生产资料的户，感到负担不起，也有些发愁。杨仁生负担股金六十五万七千元，除入社的农具折顶外，还得出五十九万六千元；他现下还欠社里三十二万元，两项共达九十一万六千元，将近他一年收入的总值。
生产资料“评股入社”不但太多了太急了，而且作价也不公道不合理，这使一部分社员更加不满。虽然作价“评股”时间近两个月光景，但并没有充分发动社员群众展开争论评比，只是县干部、乡干部和社干部们忙于算数字，扣比例。有些同志认为：“既然对群众有利，强迫一点也可以。”
张书相、王大玉、王河玉等三户中农的三头老耕牛，原作价八十四万元；牵到社里集体喂了五六天后，将这三头牛卖给国营食品公司，得价一百一十九万四千元，每头平均长钱十一万八千元。王大玉老婆说：“早知道社里拿上我的牛送了‘杀锅’，俺可死也不入社。”子元的四个牙的好驴一头，作价八十五万元，社里也把它卖了，卖价一百零五万元。尤其想不通的是高三庆。在干部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把值八十六万元的一头牛卖出后，又向信用社借款七十万元，花一百五十八万元买回好驴一头。赶到同年十一月作价入社时，只作了一百零五万元；按当时市场价格据说最低也能卖一百二十万元。他说：“我牲口是多少钱买的？让我赔钱，不合适吧！”农具作价更不合理。如牲口驮东西用的鞍子，按市价安装一架得三十多万元；但高甲绪秋前刚垫起的新鞍子，只作了十一万元，常庆昌的八成新鞍子，也只作价十七万元。
除留生活粮外，这个社共卖给了国家余粮九万多斤。干部们把卖余粮已得的四千万元现款，没经过社员大会通过，没征求社员们的意见，就存在信用社三千万元，并给信用社拨了二百多万元股金。余下的七百多万元现金，按各户社员全年所应得的现金的一半（因为现下有些粮食和棉花还没交，所卖的款没取回来），采取“搭配”的方法分配给各户社员。如高月臣，一年该得现金一百四十万元，除七十万元暂时不能清付外，给了他五万元现金和六十五万元存款储蓄票。靳存柱刻下欠别人五十万元，但社里分给他的只有五万元现金和五十万元存款条。他说：“秋收打粮那时候是老高兴，现在越想越灰心。”他老婆接着说：“反正螺丝钉是越扭越紧了啊！”
这个社一年来没有给社员各户清算过他们各自的账底。社干部乱支乱外借，引起社员更大不满。个别干部没通过社员大会，擅自购回胶皮车一辆，从社员存款中取出一千一百万元抵付。平时，社员花多少钱到社取多少，有的社员多花了三十万元；有的社员在社里存有一百多万元，急用五万元却借不出来。
这样做的结果，已造成了这个村的许多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党和人民政府政策的怀疑，阻碍了农民的生产潜在力的充分发挥。社里公有的牲口没人喂养，急得队长组长团团转。不但这个社的社员们情绪很不安，附近别的社也有不少社员的思想动荡起来了。
扩大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增加信用合作社的存款和股金，无疑的，都是好事情，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可是，如果只是盲目地抢“先进”，而不采取正确的合理的办法和适当的步骤，不顾现实的条件，不在群众中艰苦地深入地进行政治工作，即使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也会造成多么不好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