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兄长 良师挚友 [复制链接]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短短七个月的共同工作产生了我们一生的真挚友谊，历经磨难而不衰。在我的心目中，王平是我的——
　　宽厚兄长 良师挚友
　　贺晋年
　　王平同志是我红军时期的战友，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了60多年。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十分悲痛。由于那时我也身染重疾，卧床不起，失去了向他作最后诀别的机会，更是使我终生遗憾。
　　我和王平同志相识在1936年初。东征战役之前，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为时5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讲明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建制，进行了战斗动员。我那时任红81师师长，王平同志任红4师政治部副主任。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王明，因为和那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同名同姓，所以引起我格外的注意。王平同志瘦瘦高高，举止沉稳，面容坚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征后，党中央为了提高红军高级干部在革命理论方面的修养，决定除西征需要配备的领导干部外，其余同志都留下来办红军大学。
　　学习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没有教室，蓝天下面就是课堂，稍大一点的窑洞也可以挤着听课。不管你过去是军长还是师长，在这里大家都一样，都是普通学员，每人一个小凳子，膝上放一块木板就算是书桌。
　　住的都是窑洞，4个人一间。开始，我和刘亚楼、王平、许建国住在一起。4个人中，许建国的年龄大一些，资格也老一些，其他3人都差不多，彼此之间很合得来。他们都是长征过来的干部，听他们讲长征的事，使我大开眼界。记得王平同志讲了在向金沙江开进途中，部队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缴获了不少物资。其中有一些桶装饼干和罐头食品，由于上面印的都是外国字，过去也从未见过此类物品，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让部队拿，连张爱萍送给他的一筒果酱都没有要。后来才知道是可以吃的，而且很好吃。此事，他到了陕北还有些后悔。我听了则几乎笑破了肚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斗争时期。
　　大约12月下旬，毛主席派人叫我和王平同志到他那里去。主席那时住在保安的一孔旧石窑里，我们看到主席为了处理西安事变，操劳过度，脸庞有些消瘦，但目光仍炯炯有神。毛主席郑重宣布了中央军委将81师扩编为27军，由我和王平同志分别任军长和政委的决定。他说：81师是一支在陕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部队，打过许多硬仗，是一支好部队。你们在一起工作，一定要搞好团结。不论是陕北红军，还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要分什么彼此，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他还告诉我们，在刚结束的西征战役中，81师有些战斗减员，没有得到补充，还有些新战士害怕艰苦，开小差跑回家去了。主席特别嘱咐我：你是陕北人，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熟悉情况，你去把那些跑回家去的战士找回来，不要把他们当逃兵对待，只要回来了就好。要教育干部爱护士兵，注意管教方法。主席的一番教导使我们受益颇深。
　　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幽默地说：“我给你们写个命令吧，空口无凭啊！”说着，打开桌上的墨盒，拿起毛笔细细蘸着，又铺开一张白纸。这时王平同志站了起来，说：“主席，我要改个名字。”主席放下笔，诧异地抬起头来：“噢，你不是叫王明吗？为什么要改呢？”王平同志说：“我们不是还有个叫王明的吗？”主席双手扶着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我们是还有个叫王明的，那你改个什么名字呢？”王平同志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就叫王平吧。”主席爽朗地笑了，连声说好，拿起毛笔，随着笔锋潇洒的挥舞，几行遒劲的墨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任命
　　贺晋年为红二十七军军长
　　王平为红二十七军政委
　　毛泽东
　　离开毛主席那里后，我和王平同志都争着保管这份命令。争来争去，还是王平同志的“理由”充分一些：因为他是政治委员，理所当然要由他保管。
　　王平同志将这份珍贵的文件装在皮包里，一直随身携带。后来他到晋察冀工作时，一次过唐河不慎，皮包被河水冲走了。直到前几年，我们见面时，还为此而惋惜。毛主席亲笔给我们写的命令，那是多么珍贵而有纪念意义的一件革命文物啊！
　　当年我和王平同志就是带着这纸命令到红27军上任去了。
　　王平同志那年还不满30岁，但政治上非常成熟，具有政治工作者的宽广胸怀。在红27军的干部中，有来自1军团、3军团的，也有来自陕北红军的。王平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他原则性强，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对自己要求甚严，从来不搞特殊。他常对我说这都是从彭老总那里学的，只有官兵平等，同甘共苦，部队才能有战斗力。个别长征过来的干部自恃有功，有时到街上的小饭铺吃饭不给钱，或到部队自办的服务社随便拿烟抽，让王平同志知道了，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王平同志十分注意工作方法，因人施教。军部有一个姓陈的参谋，是江西人，有一点文化，看不起陕北干部，说陕北落后，人也土得很。王平同志把他找来，闲谈之后直入正题：“我到过你们江西，你们那有不少地方白天也要把马桶放在家里，臭得要死，那就好吗？”说得那个陈参谋面红耳赤，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上级命令我们红27军开赴正宁。从富县到正宁要走3天，沿途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买粮。可那时我们手头上只有一百多块钱，根本不够。这可是个大难题，毛主席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因为中央也没有钱。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和王平同志以一个有大批存粮的联保主任向我部队开枪为由，直接找到国民党县长，把他拉到那个联保主任那里。我唱红脸，王平同志唱白脸，软硬兼施，迫使那个反动联保主任交出了500担粮食和5000块钱。
　　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我们自己不但有了路费，还上交给毛主席3000块钱，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8月中旬，王平同志要上前线了。经过这半年多的合作，我确实舍不得他离开，但又没有充分的理由挽留他。简单地弄了点饭菜，喝了点酒，权作送行吧，临别还送他50块现洋作路费。这就是我和王平同志相交60多年间唯一的一次合作，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96年的夏天，我在北戴河夏休时，听到王平同志病重入院治疗的消息，再也住不下去了，8月1日便乘火车返回了北京。第二天上午冒雨赶到了301医院王平同志病室。王平同志挂着鼻饲管，身体倚靠在躺椅上，但精神尚好。看到我，他很高兴。在简短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红27军，一一列举了已经去世的军领导。他告诉我，病情已经稳定了，他一定要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出院。望着我敬爱的王平同志，听着他那熟悉而有力的话语，我这个自命铁石心肠的人，眼圈也红了。最后，我们两人拱手相别。这是我和王平同志的最后一次晤面。
　　前几年，有一家大型刊物采访了王平同志。文中提及与他搭过班子的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并且一一列举出来，我的名字也忝列其中。其实，这是王平同志的资历、贡献使然。王平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在党、政、军内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党我军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人。他的一生中阅历丰富，从事过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调换过许多单位，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卓越建树。在中顾委时，王平同志对我说过，“文革”后期他在一个大单位任主要领导时，曾想向军委打报告，要我过去再和他搭一次班子。只是很快到来的另一次调动，使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短短7个月的共同工作产生了维系我们一生的真挚友谊，历经磨难而不衰。我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在我的心目中，王平同志是值得信赖的人，是我的宽厚兄长，良师挚友。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王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