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先生在说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胡风先生在说谎
曹禺
这几天我读了胡风先生的“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他的文章很长，我来不及仔细地读，但是我发现有一段文章（一一四页——一一五页）引用我修改“日出”的事情，作为他攻讦何其芳同志的批评文章的事实根据。我想我有权利对胡风先生说几句话，因为无论如何，修改“日出”是我作的事情。为什么修改，以常情而论，应该是我比胡风先生知道得多一点。
为了证实何其芳同志理论的“严重的危害性”，胡风先生说何其芳同志用了一种叫作“题材差别论”的理论，在作家的脑袋上放下了三根棍子。那三根棍子就是为了威吓作家，要他们必须选择“工农兵的题材”。他列举何其芳同志很多罪状，他说：在何其芳同志这种理论的棍子前面，就造成了“太平观念”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只允许大家歌颂“革命胜利底光彩”，不许写落后，不许写否定的现象。只许写工农兵，而写工农兵还必需把“工农兵底思想感情写成只能说光明的政治话或思想话”，写工农兵以外的生活和人物，那就说明作者的“立场不稳或立场不多”。我不明白胡风先生这样估计解放以后中国的文艺状况，背后究竟是怎么一种心理。我的感觉是胡风先生在故意把“文艺报”过去所犯的一部分批评的错误夸大起来，诬栽在何其芳同志等身上，并且说何其芳同志等的理论是在全中国统治着的理论。根据胡风先生的文章，全中国的为工农兵的文艺已被诬蔑成为不自由的，不民主的，完全被一种不受人民欢迎的理论所统治的东西。凡是老老实实地和人民在一起，想参加到生活的斗争中去自我改造的文艺工作者都会察觉出来，胡风先生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不合乎事实的。现在我先就他举出我修改“日出”的例子，讲一讲胡风先生是如何的主观和横蛮。
据胡风先生说，就在何其芳同志的理论批评支配下，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了一个空洞的名词。今天的创作只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道路。因此谁想忠实于现实，谁就必然吃今天的理论批评家的棍子。不只是今天的创作必须“按照公式制造”，连过去已经发表和上演的作品也必须“赶快自动地改造”，不然，那过去的作品就不能“入选”，不能“再印”。想想，胡风先生把今天的文艺界说成是怎么样一种一塌糊涂的黑暗的情况！
他是这么说的：
例子之四。一个剧本，写的是抗战前上海没落社
会的人物，他们被所谓金融家和大流氓头子控制着，
有喝血者，有醉生梦死者，有追求新生者，有被牺牲
者。这被牺牲的是一个穷苦的女孩，受不住凌辱，自
杀了。解放以后，作者重新修改了。怎样改呢？那女
孩没有自杀，被无产阶级救出来了。这当然光明起来
了。抗战前的上海都光明起来了。中国无产阶级底心
肠真软得很，或者说真冷得很，居然美化了抗战前的
旧中国历史，居然不让这个女孩用自己的尸体为无数
万的在旧中国屈死了的姊妹们呼一次冤，向那个穷凶
极恶的封建流氓社会作一次控诉！……
这样的修改，如果是照的理论批评家底意思，那已
经足够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
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底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
样的地步！
我为什么要修改“日出”呢？
“日出”描写的是抗战前天津的社会，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写成的。我当时怀着一腔的愤慨，想对那时万恶的社会狠狠地控诉一下。发表以后，多少年来，我总觉得没有写好，我没有能把新的力量，代表革命的力量在戏里表现出来。至少，我想，我应该写出一两个正面的人物来代表当时在与反动势力斗争着的人们。后来，无论谁一提起我写的“日出”，我就有些不自在，老觉得我漏掉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一面，因此戏写得不真实，给观众以错误的印象。解放以后，这个感觉更强烈起来，那时我想，一旦有机会改，我必定改了它。凑巧，开明书店要印我的剧选，我就费了一夏天功夫，把三个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改了，照我个人的想法修改出来。在一串错误的修改里，就有胡风先生所指的那个被牺牲的小东西，如他说的，我硬叫“那女孩没有自杀，被无产阶级救出来了。”我修改得不好的原因是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并不接近、也不了解当时的革命力量，修改中对于当时的革命情势也没有加以研究，而我偏要描写一些所谓代表光明的人物，其结果必然是写得不真实，以至于成为反历史的。我这次修改的错误证明深入革命斗争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之重要，并不证明胡风先生所持的“题材的差别并不重要”的理论是对了。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我在此地愿意告诉胡风先生的是：我不是受了谁的理论的威吓才想起修改的，相反的，在修改的时候，我记得周扬同志和丁玲同志听说我要修改，曾经不止一次诚恳地劝我不要改动，还是把原来的面貌保存下来好，我没有考虑。那时我想，修改是我的事情，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就这样修改。修改以后，改稿曾由蒋天佐等同志看过，他们也是不同意这样修改，并问我可否仍照原作发稿，我仍然没有同意。这个修改本最后由于我坚持我个人的意见，就出版了。后来，读者是知道的，我渐渐认识了修改的错误，我又把那三本戏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我奇怪胡风先生为什么这样气愤填胸地替我打抱不平，硬说这样的修改不是由于我自己的意志。他说现在“谁企图‘忠实于现实’，那是准要惹得一身不干不净的，不吃棍子那还算是万幸。”为了证明他这句话的真实，他就强横地说，我是在理论批评的威吓之下改的。而且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是何其芳同志等叫我改的，那何其芳等自然犯了错误；如果是我自动改的，那就证明，何其芳等的“理论棍子”把我“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于是，何其芳等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因为在胡风先生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等理论的“照明之下”，何其芳等无论如何是错的。于是胡风先生就大抱其不平了，连我的剧本修改问题也成了他“同情”，“愤慨”的对象了。我记得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的扩大会议上，讨论到“文艺报”的错误同缺点的问题，他一面以一副“替天行道”的面孔想为阿垅的错误“仗义”“伸冤”，一面就恶毒地捏造事实，在袁水拍同志身上诬栽罪名，这已经够令人不耐的了。但是当着他提起冯雪峰同志主编“文艺报”时所发生的错误同缺点，他又忽然眼泪汪汪地表示他“个人的心情是沉重的”，反复不厌地，满脸痛苦地说：“这是我们战线上的失败……失败了！……”这一类的话，这时的胡风先生俨然又是为同一目标奋斗的亲密战友了。作为胡风先生的一个听众，到了此地，我不由想起谢德林笔下创造的那个不朽的被称为“犹大”的人物——伪善的“约杜施卡”。我几乎要站起来，提醒他一下：“胡风先生，你太假了！这样的‘同情’真是可怕的！”
胡风先生提起“日出”修改的错误，不只是为说明今天作家是怎样的不自由，忠实于现实是怎样不可能，以至于连过去的东西都要修改得“光明”起来，“乐观”起来；同时，也为了使大家知道，题材在写作中之不重要，写先进人物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因此，你看，曹禺受了何其芳等的“题材差别论”的“威吓”，他在“日出”的修改中为了把它
“光明起来”，添了代表先进人物的无产阶级，其结果就是歪曲了现实，“美化了抗战前的旧中国历史”。胡风先生的这种荒谬理论的结果会成为什么呢？那只有承认，在全国解放以前的社会革命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忽视，可以取消中国的革命领导力量。只要把“黑暗势力”，把任何方面的“斗争”和“牺牲”写出来，就算是“忠实于现实”；反之，如果在描写旧社会的作品里，添上了“无产阶级”，那就一定要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独木小桥”。描写旧社会的作品是否可写先进人物或革命的领导力量，我想应该看历史真实中是否已存在这样的力量。我不能把“日出”修改好，除了因为我缺乏革命的生活外，还可能因为在“日出”所描写的特定环境里，不宜于硬生生地插进去代表光明的先进人物。但在“日出”所指的那个时期的社会中，我必须说，一直是有革命的先锋力量在奋不顾身地斗争着。一个有良心的作者，想忠实于现实，如果写“日出”所写的那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话，他还是应该写出那时的革命领导力量，写出那时期代表人类光明的人物的。
关于胡风先生如何捏造罪名，利用我修改“日出”的错误，来诬蔑何其芳同志等的真象，我已经讲完了。我抗议胡风先生这样横蛮而又伪善的行为，这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我简直不敢断定胡风先生看了我这篇文章后，是否又要说，我这篇文章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写的；是否又要说，即便是我自动写出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等同志底理论棍子”把我“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他会以为这样逻辑的天罗地网是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的；但是我想胡风先生有一天会明白，当着群众认清楚他的真面目的时候，那么他多年卖弄的一切破铜烂铁，包括他那“主观战斗精神”等等，都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