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本色 [复制链接]

第11版(社会调查)
专栏：神农之子

　　公仆本色
　　王慧敏 刘彩望
　　在河南省禹州市范坡乡范坡村西北1公里的田野上矗立着一座坟。
　　尽管这座坟落成快一年了，从去年8月至今，前来上坟祭奠的群众仍然络绎不绝。还有人来到新闻单位，恳求记者好好写写他们的好乡长韩新安。
　　韩新安———原禹州市范坡乡副乡长兼烟站站长，全国烟草系统劳动模范。
　　“当干部，就要时时刻刻把群众的事挂在心上”
　　1956年，韩新安出生在范坡乡范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故乡是禹州市出了名的贫困乡，财政收入位居全市最末。范坡有种烟的传统，但传统的种烟模式，每亩地效益只有几百元。
　　作为科技副乡长，韩新安深知，只有让农民真正掌握科学种烟的本领，脱贫致富才不是一句空话。
　　为解决这一问题，韩新安就逐村开办种植、烘烤培训班，对烟农开展全方位培训。
　　在韩新安的日历上，没有冬闲。他的每一个冬天，都在为举办烟叶生产技术培训班而奔忙。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里，每推广一项新技术，他都率先垂范。
　　宋庄农民宋根发还清楚地记得，1997年7月，他们第一炕烟叶装炕烧火两天后，烟叶出现硬黄，不发软，叶片上有水珠，啥法子都想了，就是不见效。眼睁睁看着一炕烟就要毁了，急得他直流眼泪。
　　韩新安闻讯后冒着酷暑赶了来，不顾炕房里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仔细查询原因，最后查清是炕房里装烟过多，排湿不畅而导致的。韩新安二话不说，把上衣一脱，亲自调整烟叶数量。他一口气干了5个小时。
　　20多年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风吹雨淋，只要烟农需要，韩新安总是随叫随到。
　　烟叶生产技术性强，难度大。因此，韩新安经常随身带个小笔记本，把各村生产中遇到的经验和教训一一记在本子上。
　　他就是用这种“笨”办法，把全乡34个种烟村、288个村民组的生产技术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无论你说出哪个村，他都能准确地告诉你这个村的种植面积、推广良种情况、上等烟比例、亩均效益……
　　范坡乡的烟农说：韩乡长两条泥腿整天都陷在俺们烟田里！他参加工作26年，有24个春节是在烟站值班度过的。
　　由于范坡烟站日收购量大，院内常常堆起一垛垛的烟包。为了看护好烟包，他晚上就睡在烟垛旁。日子久了，范坡烟站的人都知道他睡的地方有两处：晴天在烟站院内烟垛旁，雨天就在仓库的桌上，多少年都是如此。以至于1995年，韩新安去北京参加全国烟草行业劳模大会，国家烟草局领导接见他时风趣地问：“你就是那个睡在烟垛旁的基层站长？”
　　于是，这个“睡在烟垛旁的基层站长”在全国都有了名气。
　　在韩新安的努力下，如今的范坡乡，已经成为全国第二、全省第一的万亩烟叶示范园区。全乡种烟专业村有20多个，农民年人均收入由90年代初的600元增加到现在的2180元，13716户烟农靠种烟走上了富裕路。
　　“当干部，就不能只盯着自己家的锅碗瓢勺”
　　“舍小家顾大家，”这是范坡干部群众给韩新安的鉴定。
　　确实，韩新安的“不顾家”，有时到了不顾人之常情的地步。
　　1985年7月，正是烟叶收购的大忙季节。一天，他刚满两岁的儿子突然得了急病，两眼上翻，呼吸微弱。他妻子惊慌失措，忙找人到烟站叫他。当时他顾不上回家，就对来人说：“快去找医生，找我干啥！”直到忙完了工作，他才想起了生病的儿子，急急忙忙地跑到医院。当看到正在输液的儿子和满脸倦容的妻子时，他心疼地对妻子说：“你睡会儿吧，我来守护孩子。”可是，当他妻子醒来时，却发现孩子头上起一个大包，韩新安则歪靠在墙上睡着了。
　　生在范坡，长在范坡，又工作在范坡，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免不了在卖烟时托人情、找关系。韩新安要求自己的亲戚朋友不准搞任何特殊。他常常对职工这样说：“每收一宗不符合等级的烟叶所造成的损失都要从别的烟农那里弥补，便宜自己占，损失让别人摊，这无异于从别人口中夺食呀。”
　　有一次，范坡村一位烟农到烟站卖烟。分级员按照标准给他定了级，可那烟农不服，非说分级员压了他的级，对分级员又喊又骂。那位烟农和韩新安两家关系很好，本想韩新安一定会站出来给他说话。可韩新安不但没有替他讲情，还批评他说：“我们两家关系好，你就可以不讲理？罚你应该。”那位烟农一家人都非常不满，从此两家关系也渐渐疏远。妻子无奈地说：“人都被你得罪完了。”村里也有人不理解，认为他不近人情。可韩新安有他自己的处事标准，他认为：权是群众给的，用它谋私，那是坏良心！
　　在采访中，很多人这样感慨：“如果时下的干部都像他那样就好了……”
　　“人的生命有限，活一天就要拼命干好一天”
　　韩新安患有多种疾病，牛皮癣、糖尿病、心脏病等时常折磨着他。1988年6月，他得了痔疮，疼痛难忍，职工们都劝他赶快到医院治疗。为了不影响工作，手术后，他仅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又开始了工作。
　　1989年，他身上的牛皮癣和糖尿病都已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可他仍然坚持工作。公司领导便下令让他立即到北京住院治疗。可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匆匆登上了返回的列车。烟叶该打顶了，他放心不下。
　　1998年7月，正是农民烤烟的关键时期。今年推广的是新的品种，对烘烤有了新的要求，为了使烟农熟练掌握烤烟技术，他计划在烟叶入炕前到每村讲一次烘烤课。为赶时间，有时一天跑几个村，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有几次他觉得心跳厉害，严重时连楼梯都爬不上去，可一直没空去医院看。7月26日，他讲课回来，回烟站时，刚好路过医院，就挤时间到医院看病，范坡卫生院院长给他号了脉，吃惊地发现，他的脉搏每分钟126次，一量血压，低压95，高压145，诊断为心脏病，陈院长焦急地说：“你千万不能再干了，立即进行输液治疗。”韩新安说：“这段时间太忙，过几天再来吧！”说完扭头就走了。一直到晚上11点，他才拖着病体，艰难地回到烟站。
　　27日上午7点30分，他和往常一样推出自行车准备下乡，突然一阵头晕栽倒了。当职工们把他送到范坡乡卫生院，他的脉搏、血压已找不到了……
　　韩新安去了，他那忘我的人生追求昭示着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真理：一名党的干部，他的价值在于造福群众。
　　韩新安同志走了，他留给了我们“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