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雕塑摆脱尴尬 [复制链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让城市雕塑摆脱尴尬
　　钱守仁 王克庆
　　我国城市雕塑事业的规模发展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一批内蕴丰厚、艺术精湛的雕塑在街头诞生，但也出现了许多尴尬情形。
　　雕塑是比绘画更具空间敏感性的立体造型艺术，我们在城市雕塑的构思、创作、布放等环节，要充分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亲和关系，不要使城雕成为新的“视觉污染”，成为“闯入”城市空间的“不速之客”。
　　青岛浪琴园至银都花园间的滨海地带，依海滩之势，设计安放的《三美神》、《静思》、《海风》和《海之恋》等雕塑群，较自然地处理了雕塑与周围海景、建筑色彩、天际线的关系，使自然存在的海边景区产生了苍茫、辽远的美丽境界。海边三美神的静默伫立，迎风面海女子的澄澈清纯，海边岩石上如大海一般丰腴美妙的体态……无不给本来平易简单的环境带来浑厚深长的意味。
　　然而，有的城市雕塑生硬突兀地出现在环境之中，不仅起不到统帅环境、凝聚自然的作用，反而给嘈杂的四周又增加了喧闹，显得“闹心”和“添乱”。人们对它避而远之，雕塑成了尴尬之物。这些难以与环境相容的雕塑甚而被称为“视觉污染”、“城市垃圾”。
　　空间位置的选择、主题的确定、创作风格的定位、雕塑材质的选用，甚至每一刻刀斧凿的运行，以及对城市背景、行人、树木、气候、阳光、天际线的考虑，都有机地影响着最终成形的雕塑和环境的微妙关系。这是对城市雕塑这一户外置放的造型艺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同时也是最高最严格的要求。城市雕塑是终年摆放于户外的艺术，要经得起朝辉夕阴的光线更改，经得起春夏秋冬的四季代换，经得起东西南北的移景观看，经得起老少妇孺的触摸审视……
　　我们必须尊重雕塑创作的艺术规律和雕塑家的创造个性，不要让城市雕塑成为非艺术创造因素干扰下的“折衷”、“妥协”物，让艺术家创作室中“小稿”的创造活力更多地保留在街头雕塑的完成作品中。
　　城市雕塑立项复杂、耗资巨大，影响其最后形成的因素很多，但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对创作简单直接地干预，最后的作品就“不知其可”了。不少雕塑家都有对“自己”的作品痛心疾首的酸楚经历。身不由己，多种非创造性因素直接参与的结果使作品最后成为一个“四不像”的折衷妥协物。宝贵的创作个性和突破性因素消失了，代之以“似是而非”的集体怀胎产生物。我们在街头可以见到不少这样的“模具式”雕塑。
　　当我们有机会比照雕塑家的泥塑小稿时，常会惊异于小稿和成品的巨大差异，小稿那元气充沛、生动张扬的活力在成品中消弭丧失了，这是外来因素的干扰，是模具放大工序的失误，还是雕塑家的自我妥协？！
　　城市雕塑当然要考虑各种综合因素：主题的单纯和丰富之间的平衡、环境和作品的各种可能关系、材质的选择和表面肌理效果的运用、底座的高矮和摆放面向位置的选择……历史、文化、实用、艺术，所有这些必须在创作者考虑之中。但多重因素都要统一于创造主题，所有的因素都要借助艺术家的创造渠道才能有机完成，所以尊崇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创造的个性是城市雕塑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城市雕塑常被称为“室外雕塑”，不仅集中反映城市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还带给人们新观念，引向辽远的未来。
　　城市雕塑因其长久存留的特性而被人们称为“百年大计”，每一个雕塑都应该具有更为开放的胸襟和气质。在对历史的回顾方式上，在对现实的观察角度上，在与环境协调的新观念上，在对城市的现代理解上，城市雕塑发挥着“观念先导”的作用。
　　上海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地铁口摆放的《城市中人》铸铜雕塑和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摆放的《人行道》雕塑，都在向我们传达着现实生活的鲜活气息。在惊异和触动之余，我们眼望着这些作品，对城市的一些观念、一些认识、一些行为方式悄悄发生着变化。这都是挟带新的观念的城市雕塑带给我们的文化效应。
　　城市雕塑应该成为时代观念的传达者引导者，只要是真正内蕴丰厚、观念深刻、有先导性质的作品，一定会获得最广泛的欣赏者。坐落于上海防汛墙的《上海儿女》雕塑，上海恒丰路口的不锈钢《玉兰印象》和龙华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纪念雕像》，都以艺术探索观念在普通市民心中引起了回应。
　　所以说，是为了缓解城市对空间的挤压、侵占和污染，才产生了城市雕塑。它试图在越来越功用化的城市中建立一块又一块更为“人化”的空间，让人们在城市中还能与山风海涛、花香鸟语建立一种想象上的亲近关系。
　　让我们都来关心城市雕塑，让城市雕塑像花草、绿地和清新的空气一样成为我们城市中精神呼吸的一部分营养，让更多的空间在城市的棋局中因雕塑而“活”起来，让城市中出生的孩子也有美好的童年记忆。（附图片）
　　（左图为《都市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