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我到上海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60年前我到上海
　　李学江
　　在澳洲，有一位犹太老人一直怀念着上海，把那里看成他的第二故乡。他就是我的邻居海因茨·彼得·威廷。
　　认识他有点儿偶然，那是在我迁入现址之前来看房，这位老人从邻院走了过来，问我可是中国人，可是要租此房，我答“YES”。老人就告诉我，此房已3个月没有租出了，不妨押一下租金，于是我照做了，果然以较便宜的租金签了约。元旦时我送他一本挂历，全家喜欢得不得了，到中国春节时非邀我过去吃饭。饭后闲聊，我才知他原与中国的上海有段不解之缘。他祖籍德国，1939年5月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全家人绕道意大利乘船来到了上海。那年他11岁，妹妹10岁。同船来上海的共有500多欧洲犹太人。
　　谈起在上海的8年生活，老人说真是苦不堪言。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上海，而不是美国。老人摇摇头说，欧美富国在口头上同情犹太人，但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比如美国吧，入境有严格限额，签证至少要等一年以上。而英国海军甚至把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船民截住送回，使他们终遭希特勒的毒手。当时上海是自由港，无需签证，因此就成了犹太难民的最后避风港。据估计，当时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有2万之众。我们一到上海就被犹太社团安置在难民营中，每间住房都是两层通铺，住34人；一日三餐都要排长队，限量领取由犹太社团提供的一点儿米粥、面包之类的食品。
　　彼得说，幸好我们的一个表叔从南非寄了钱来，父亲就在虹口区一幢三层住宅楼里租了一个房间。一张大床、两张小床、一桌一椅一衣橱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在德国时我们原本是小康之家，但离境时，纳粹只许犹太人每人带走2．5美元，其他财产全部没收。楼内住的都是犹太难民，9个房间住了25人，共用两个卫生间。难民太多，工作难找。父亲作过美国一家公司的簿记员，但因珍珠港事件关了门；之后又当过一家化工厂的推销代表，但1943年日军命令，侨民聚居区里的外国人不得随意出入，父亲因此又丢了工作。母亲曾受雇于一间皮件厂，常背着大包大包的鞋袜、鞋油等走很远的路去推销，连有轨电车都坐不起。但很多犹太难民还不如我们，不少人由于受不了贫病交加的煎熬，或自暴自弃或自杀身亡。
　　即使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比上海穷人好一些。很多当地的流浪者露宿街头，或住于纸板铁皮搭成的窝棚中，冻饿而死的人屡见不鲜。上海当时已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另一面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世界。不过与我们无缘。接着，彼得先生找出一部纪实片给我看，片名叫《最后的归宿港》，脚本是由当年生活在上海的两位犹太人摄影师提供的，他的描述都在上面得到了真实的展现：衣着褴褛的黄包车夫在风雨中奔跑，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倒毙于路旁……
　　刻印在少年彼得心中的不仅是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民的苦难，更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他告诉我，管理虹口侨民区的日本军官名叫合谷，残忍暴戾，要人呼他为“犹太人之王”。犹太人进出侨民区都必须去他那里申请通行证，他看谁不顺眼便百般刁难拳脚相加。我父母的好友弗莱特医生，只因身材很高，申请通行证时，显得矮小的合谷觉得受了辱，就站在椅子上让自己高出一截，一面辱骂不休，一面扇弗莱特的耳光。弗莱特受了这番屈辱后一病不起，不久即去世。对中国人的凌辱蹂躏则更是司空见惯，他们甚至就在街头处决华人。让彼得先生感到气愤不过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暴行，不肯向受害国人民真诚地道歉。他说，就这一点，他们比德国更差劲！
　　1947年，上海物价飞涨，中国内战爆发，大部分犹太人开始撤离上海，彼得全家投奔了澳洲的表亲。数十年过去了，多少事如过眼烟云，但彼得却总也割不断他的上海情结。1974年他随澳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时曾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他发现昔日触目皆是的街头乞丐已看不到了。1993年他携妻子专程来上海参加上海犹太人第二届“黄包车团聚会”，他们发现上海新建筑开始星罗棋布地多起来，街道更为整洁，人们更为富足，衣着也更为光鲜。去年5月，彼得陪友人再次造访上海，这次更令他惊讶不已。他发现两座大桥突然在黄浦江上横空出世，一座新城似乎一夜间就在浦东拔地而起。他对记者说，你不知道，那里原来可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地呀！
　　末了，彼得情犹未尽地说，但愿今后还能再访上海。我问他，在上海8年那么艰辛，为什么还怀念不已呢？他说，与欧洲的集中营相比，与600万死难同胞相比，我们不是很幸运吗？再说中国人在和我们一样遭受着苦难啊！我们要感谢上海收留了我们这些当时呼天不应的犹太难民；要知道，美国、英国、还有教会，在30年代对犹太人遭受纳粹的迫害都持一种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那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附图片）
　　图为1993年10月14日彼得（右三）携妻子莱斯丽（右二）访问当年上海的犹太教堂（现已辟为犹太博物馆）时在门前与馆员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