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向农民敞开——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博士 [复制链接]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学者访谈

　　城门向农民敞开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博士
　　本报记者 彭俊
　　记者：农民进城，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两年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的问题再度被摆到桌面上来。一些人认为，农民工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使下岗职工的就业与生活“雪上加霜”。部分城市出台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对此，您有何看法？
　　蔡昉：农民工进城，不但不会使城市下岗工人“雪上加霜”，从长远看还将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城市工人下岗的真正原因是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城市居民消费扩大面临着一系列预期制约（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以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农民的消费主要是受收入低的制约，实际上他们在衣着、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和居住等方面都具有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允许农民进城挣钱，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恢复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增加城市居民就业机会的关键。我算过一笔账，以全国有8000万农村流动劳动力计算，如果每个人每年往家里邮寄或捎带2000元，总额就是1600亿元，相当于1997年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一半多，是这一年国家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近3倍。
　　记者：除了对城市居民就业形势的影响，人们对“农民进城”还有3个问题比较关心。第一，农民进城，会不会影响城市的容量问题？
　　蔡昉：从城市来说，容量问题是一个动态，而不是一个静态。就是说，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与城市经济活动的扩大不断相适应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人为设计的“适当容量”。从农民来说，他们为城市“打工”，在拿钱的同时，也作了贡献。城市应该容得下、而且也需要为自己作贡献的人，包括“城里人”，也包括农民。
　　记者：第二个问题，农民进城，农民本身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农民不仅拿的是廉价的工资，而且没有任何福利可言。
　　蔡昉：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利益的问题。农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打工，就是因为打工所得的收入，除去各种费用，比种田的收入还要高。
　　记者：第三个问题，农民进城，会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
　　蔡昉：农业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把农业的停滞和萎缩归咎于农民进城，换句话说，不能把因果倒置。比如说，农村的撂荒问题，早在大批农民进城的80年代初期就存在了。当然，也确实存在农村青壮劳力流失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利用行政手段。实际上，农民进城打工，是市场机制对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产生负面效果的纠正。而且，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会降低。从长远看，农村劳动力不会出现紧张状态，我们毕竟有大约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限制农民进城，而在于提高务农的比较效益。
　　记者：说农民进城，不能不说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市化，应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就地转移劳动力，来实现现代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蔡昉：我们现行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策，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我认为，在继续执行上述政策的同时，积极慎重地引导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中国城市化道路可供选择的一个方向。第一，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减缓。随着乡镇企业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这一趋势还将延续。第二，近年来政策开放了小城镇的户籍控制，但实践证明，农民虽热衷于进入小城镇，但毕竟有一定的量和速度的限制。这有两点启发：一是小城镇不像大中城市那样具有经济活力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进入大中城市是经济规律使然；二是证明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迁入地的吸引力作出其迁移决定的。我倾向于认为，农民进城，是顺应各种客观规律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