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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资,我喜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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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9-06-18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我投资,我喜欢”
  王洁明
  私营文化事业尽管步履艰难,但仍有一些人投身其中,顽强坚持,他们说——
  4月28日,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昆明翰荣轩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张。
  这是一个投资三千六百万元资金,面积达一万余平方米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昆明人罗焕新先生两代人数十年的珍藏,包括少数民族服饰、地方民间艺术品、历代名人字画等七大系列的万余件文物艺术珍品。
  在这之前,一个占地八千平方米的私人博物馆———中国紫檀博物馆在北京落成。馆内陈列着百余件明清紫檀绝品和千余件当代新创作的紫檀精品,所有的一切都是博物馆馆长陈丽华女士二十多年来用自己财力潜心收集的结果。
  这两家“巨型”私人博物馆的出现一下子让中国私人博物馆的队伍有了质的改变,同时也给个人投资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私人博物馆有苦有甜
  改革开放后,“私人博物馆”慢慢浮出了海面。一批收藏家在对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后开始把藏品向社会开放。但严格来讲,这些“博物馆”规模都很小,大部分是在收藏者的家中,叫“家庭收藏室”更为确切。在今天的上海,这种“家庭收藏室”就多达六十多个,收藏范围涉及茶具、算具、古铜器、钱币、微雕、报刊等三十多种,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设施齐全、服务完备的博物馆。1990年秋,原内蒙古博物馆馆长文浩与夫人共同在呼和浩特西郊创建了敕勒川民俗博物馆。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开私人博物馆登记之先河,在十余个申请者中,批准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和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四家私人博物馆的筹建开放资格,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对于投资者来说,要建造私人博物馆,仅仅具备成系列的藏品以及一定的科研能力还是不够的。资金往往是制约他们的首要因素。不谈建筑,仅维持博物馆本身就需很多资金,像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年支出就达七十万元。由于收藏者们很少愿意通过藏品买卖来获取利润,因此他们大多走上了“以商养馆”的道路。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有一家提供中国古典艺术中介服务的公司;正向北京市文物局申请登记的设计博物馆的馆长何跃华有自己的广告设计公司;昆明的罗焕新在开博物馆前本来就有餐饮、地产、工厂等不少实体;最突出的当属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陈丽华女士,她的紫檀博物馆虽投资上亿,但她名下还拥有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北京长安俱乐部有限公司等实体,维持开支绰绰有余。
  尽管如此,资金给私人博物馆带来的问题依然是最大的。比如,本来为公私合办的翰荣轩博物馆,由于有关方面的钱不到位,骑虎难下的馆长罗焕新只好抽掉了所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卖了自家房子,才最终让博物馆如期开张。再如北京的四家私人博物馆也都是因缺钱而一直没有永久性馆址,严重影响今后的发展。北京还有博物馆靠馆主变卖私人藏画维生,有的已宣称早晚会因为收入拮据而关门。有的长期拖欠房租,有的被批准后却久久难以开业。
  由于各地没报有关资料上来,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对国内私人博物馆建设至今没有任何统计。但一直对私人博物馆比较关注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老研究员甄朔南认为,目前中国私人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数量中所占之比例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他说,目前首先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对已有的私人博物馆建设调研,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全国性的私人与企业办博物馆的条例,但归根到底是要出台中国的博物馆法。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政府对建立民间博物馆的态度总的说来是既积极又谨慎,热情支持、扶植民办博物馆,同时也严格把关,加强管理,努力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
  俱乐部以艺术会朋友
  去年12月25日,广龙广播之友俱乐部在北京成立。俱乐部是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文艺台共同合作成立的。目前,它已在北京许多电台承包了自己的栏目,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使会员听众得到与这些栏目的主持人、嘉宾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俱乐部为会员组织的活动还包括举办各种培训班、文体活动、与各界名人见面以及为会员个人举办展览等。像正在进行的北京市公益歌曲大奖赛、北京市校园歌曲擂台赛都是广播之友参与策划组织的。俱乐部的创始人庞滔“下海”之前是播音员,创立这样一个俱乐部是他多年的夙愿。庞滔说,广播媒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俱乐部会员的广泛性,他相信“广播之友”会成为京城第一大俱乐部。
  另一个在北京以“文化”出名的俱乐部是试营业才三个月的新时空俱乐部。尽管新时空也是一个商务俱乐部,但这里没有桑拿、歌厅和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登记表中个人兴趣与特长的七个选项全部与艺术相关。俱乐部定期为会员举办包括电影赏析、画展、文化讲座、读书会、音乐会在内的各种活动。酷爱古典音乐和油画的俱乐部总经理张践说,下海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有着比别人更高的精神需求。“我正是在某一天对歌厅厌倦了之后,有了创办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想法。”除了北京,张践在深圳也有一个类似的俱乐部,生意非常好。
  和私人博物馆相比,以文化为载体的俱乐部虽然在性质上也属非营利组织,但创办者们并不讳言,他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摸索相关市场。即便俱乐部本身不挣钱,但它所获得的人才资源在间接上也会给投资者的其它产业带来益处。
  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笔者还了解到,在北京有一位搞宣传出身的李媛娜女士,自己投钱建立了首都女大学生艺术团,从1996年开始,把京城许多女大学生组织到北京舞蹈学院进行芭蕾训练,并定期去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演出。虽然无名无利却乐在其中的李老师说,她所致力的就是把艺术真正还原到群众中去。
  上海七宝镇的九星影院是申城首家私人经营的电影放映场所。老板王成福曾在军队干过十年的放映员,退伍后成了乡影院的经理。七宝镇九星村常住的经商人口有两万多,全村工农业总产值高达八亿多元,却没建起一家像样的影院。王成福瞅准行情,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安装,办起了九星影院。
  在多家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文化产业文章的青年学者王强认为,照目前国内的情况看,无论是私人博物馆还是“文化类”俱乐部,投资者本身对文化的兴趣起了决定作用。但国内目前从事这类非营利性质的文化投资还非常少,俱乐部这种形式可能是模仿国外一些公关公司的做法,即便以文化为定位,也可能就是一种公关手段。《中国文化报》孙若风则说,十五大让许多投资者解放了思想,资金开始大胆地流向文化领域,而他们所追求的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目标正好与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一致。
  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个人投资文化的风气相比,我国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情况下,提倡社会投资文化,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附图片)
  (题图为翰荣轩博物馆展厅,王长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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