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卡秋莎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永远的卡秋莎
　　李北兰
　　刚到澳洲，便听得一些华人朋友说悉尼的俄罗斯移民甚多，而其中不乏四五十年代移居澳洲、会说中国话的白俄。自小受俄罗斯文学和音乐的熏陶，再加上天生的好奇心，以后的那些日子，我几乎是闻“俄”而动。但我却没有我的华人朋友那么幸运，除了碰到几个在澳洲本土生长的俄裔青年外，竟无缘走进那一个特殊的人群。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日，到北悉尼的卡茨乌镇游览、购物，返回居住地贝尔蒙时，照例上了既快捷又方便的城市火车。平素喜欢观景，也便像以往那样在上层车厢寻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刚刚放下手中的购物袋，便听得身旁有人用普通话亲切地问候：“您好！”乡音难遇，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抬起头来。然而，问候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西人老太太。老太太身穿黑色金丝绒长裙，肩披白色镂花三角巾，脖子上挂着一串硕大的珍珠项链。虽然银丝如雪，皱纹满面，但从那张典雅而又精致的斯拉夫贵族脸上，仍依稀可辨年轻时的风采。
　　本来就已经够惊讶了，当听到老太太说“我叫卡秋莎，我也是中国人”时，我惊得几乎瞪圆了眼睛：“呵……”随着英夹汉，汉夹英，以及连比带划的澳洲式交谈的深入，方知老太太并非信口开河。曾为沙俄时代高级税务官的父母于1920年逃到中国，5年后在哈尔滨生下了她。一直到1946年移民澳洲，她才离开中国。“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1年！我父母的遗骨就埋在哈尔滨，我和我的前夫伊戈尔也是在上海相识、相恋、结婚的，我的儿子萨萨就出生在我的中国奶娘的热炕上。”据老太太说，她原本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是长期生活在英语环境里而忘却了部分。“不过，任怎么忘也忘不了这几句———黄河，长江，我爱中国……”当老太太在蓝睛白肤的车厢里一板一眼地念着这几个汉语单词时，我的眼里不能自主地盈满泪水。
　　既是闲聊，就必然提及卡秋莎这个美丽如诗的名字。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不会唱这首脍炙人口的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正当梨花开遍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没想到老太太竟也和着我的节拍哼了起来。“您也会唱？您不是从来就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吗？”“是我的亲爱的伊戈尔教的。苏联解体后，我曾与儿子一道回俄罗斯探亲。”说起前夫，老太太的脸上便现出一种只有岁月才能解读的柔情，“分手后的40多年，他一想念我时，就唱起这首与我的名字相同的歌。”
　　“40多年？”一问，方知1946年她离开中国移民澳洲时，前夫并没有与她和儿子同行。“他太想念他的远在莫斯科的亲人了……原打算回国探亲之后再来澳洲与我们会合，岂料这一去就是‘赵巧送灯台，一去永不来’，把我们的眼睛都望穿！”原来，伊戈尔一回到莫斯科，就被当作“白俄间谍”投进集中营，一直到1956年才取保获释，但那时要想出国已是“难于上青天”。在远隔重洋，音信杳无的情况下，伊戈尔就与同厂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而一直怀着希望的她却没有再婚，苦支苦撑，与儿子相依为命，在南太平洋的岸边站成了一尊无望的望夫崖。“1990年，我和儿子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去看望他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但仍然喘着粗气教我唱《卡秋莎》……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已经先他而去。临死前，只有我和儿子守着他的病榻。”说这番话时，老太太没有流泪，已经昏花的眼睛如两口古井，任怎么也读不出深浅。
　　“我在澳洲说我是中国人，没有谁相信，说你高鼻凹眼，阔嘴金发，没有一点亚裔的痕迹，怎么会是中国人？其实，相貌像不像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有没有一颗中国人的心！”老太太临别时动情地这么说道。虽然至今也没悟出她所说的“中国人的心”是指什么，但我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我就是一个永远不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