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农奴得解放的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百万农奴得解放的变革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
　　阴法唐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胜利40周年。我在参加了西藏的解放事业后，又有幸参加了西藏的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既目睹了腐朽没落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有些是非人的生活），又观察到百万农奴在平叛、改革中对反动农奴主阶级斗争的壮丽诗篇。
　　一
　　中国大陆各地区相继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人民从此有了解放的希望。西藏的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如同全国一样，西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但因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攫取了许多特权，而且挑拨离间，分裂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在内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西藏的主要矛盾那时还是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一切对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反对分裂主义，就成为那时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
　　过去，在西藏这个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里，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阶级，即政府（指原西藏各级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包括耕地、牧场等）、森林、山川和大部分牲畜及全部农奴（包括种领主份地为其支差缴租、缴税的差巴和没种份地的堆穷及朗生等）。农奴除部分有少量牲畜、农具外，不仅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连人身也无自由，更无人权可言，有的则是出不完的差，缴不完的租和税，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农奴主对家奴掌有生死婚嫁大权，可以买卖、赠送、转让或交换，可以滥施酷刑，抽筋、断肢、挖眼、刖脚、割舌、削腿肉、戳手，直至处死。这种反动、黑暗、残酷、野蛮的落后制度，摧残着农奴的身心，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社会改革，所以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中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但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头五年，进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忠实地恪守协议。那时主要是集中力量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通常所说的群众工作也不搞，只搞筑路、建桥、修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放农贷、搞救灾和社会救济等上层同意、人民拥护的影响群众工作。1956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指示从1957年起6年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并曾提出，西藏可以搞和平改革。中央虽如此宽大，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得寸进尺，他们不是要推迟改革，也不是要和平改革，而是根本不要改革，并死心塌地地依靠和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叛乱，搞分裂，闹独立。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仍然克制，向他们提要求，发警告，等待他们回头。直至他们于1959年3月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全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达赖逃亡，叛乱武装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央才不得不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平息叛乱。就在中央命令解放军平息叛乱的同时，提出了进行民主改革。在指示中指出：“为了发动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平息叛乱的斗争，并且保证平息叛乱后，不再死灰复燃，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
　　从1959年3月至1961年短短的3年中，西藏在平息了叛乱的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全区的民主改革，惩治了叛乱分子，废除了乌拉差役（实际是农奴缴劳役租或无偿地为领主劳动），解放了朗生（奴隶），免除了旧债，改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为劳动人民所有制。百万农奴（包括奴隶，下同）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争取到做人的权利。全区的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也都有所开展。
　　事实证明，西藏的民主改革，虽然由于上层反动集团阻挠推迟了时间，但在“边平叛边改革”中，又来势猛，发展快，搞得好。
　　二
　　正确的方针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保证。中央在提出“边平边改”的时候，就提出“叛乱地区先改，未叛的地区暂缓改”的方针，既肯定改革，又有区别。对未叛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按当时的物价，把耕地、骡马、牛羊、房屋、农具等一一折合成银元，分期付款，按时兑现。到1961年8月底，全区已给2085户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办清了赎买手续，发了赎买凭证，支付了1960年的赎买金。扎什伦布寺得赎买金支付券569万元，当年得到45万多元。有些领主得的赎买金足够几十年的开支。凡是发现执行赎买政策不认真的，西藏工委都及时作了纠正。这个政策是个创举，它的贯彻执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
　　在划阶级时只划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两大阶级，而且就低不就高。农奴主是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和农奴，掌握封建特权，不劳动，依靠剥削压榨农奴为生的“三大领主”。这些人占农村人口的2％。农奴主代理人是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50％以上者。这些人占农村总人口不到3％。另外95％的人都划为农奴阶级，不再划富农，把既受农奴主剥削又剥削他人，两者相抵，纯剥削收入不超过其家庭全年总收入的25％至50％的划为富裕农奴。划阶级后，党在农村民主改革时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彻底消灭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这一阶级路线，把苦大仇深又坚定的75％的贫苦农奴和奴隶作为依靠力量，把20％的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作为巩固的团结对象，把未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以下简称代理人）也作为团结对象，打击面就很小了。加上对叛乱的也给以生活出路，既宽大，敌友我又分明，对民主改革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和由上而下与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是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又一大特点。群众是运动的主体，他们能否积极参加运动，是西藏民主改革成败的关键。西藏在民主改革中，地方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注意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每到农村或牧区一个点，就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诉苦、算账等，物色培养积极分子，适时地由群众选出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改革。西藏上层爱国人士有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历史，在和平解放西藏、支援解放军进藏，执行、维护协议，巩固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平叛中又比较积极，所以在民主改革时，仍诚恳地和他们合作，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和西藏工委对改革政策和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包括对上层人士的政策，都和上层爱国人士协商。协商一致后，再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讨论通过，公布实施。
　　三
　　西藏在出现民主改革的形势以后，步子仍是很稳的。鉴于一些准备工作要做，有的农区又已面临春耕，有的牧区也面临转移草场。西藏工委决定先在农区实行“谁种谁收”、牧区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农奴耕种叛乱农奴主及代理人的土地，谁耕种当年收获归谁所有；牧区放牧叛乱农奴主和牧主的牲畜，也当年收获归放牧者所有。这虽是不涉及土地牲畜所有权的临时措施，但却调动了这些农奴的积极性，农区不误农时地适时下种，牧区牲畜也得到保护。这个政策的贯彻执行可说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一个前奏。然后在此基础上和改革准备基本搞好后，又分为两步。以农业区为例，第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第二步，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
　　随着平叛的胜利，农奴被禁锢的感情，在“三反双减”的诉苦斗争大会上爆发出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在乃东县凯松奚卡（叛首索康的庄园）举行的诉苦斗争大会上，一位蓬头垢面13岁的小姑娘白马玉珍哭诉说：她父亲是个穷差巴，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着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狗腿子平措占堆吵了架，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小姑娘正为她父母三口人的死哭诉着，她的外婆接过去，瞪直了眼睛，流着泪水，张开两手，呼天喊地地说：“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各位乡亲们替我们做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奚堆和他们狗腿子平措占堆……”她泣不成声地说到这里，全场男女老幼都哭起来了。“打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的悲愤呼声响遍会场。诉苦会后，废除了乌拉差役和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不再无代价地支差，奴隶也得到了安家解放。后又实行“二八”减租和免除旧债，新债减息，农奴身上的锁链砸掉了，他们获得了新生。
　　土地是西藏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牧业都一样，有了土地就有了发展的基础。“三反双减”运动后，打掉了反动农奴主的威风，封建农奴制度开始解体，农奴的部分愿望得到满足。但他们把土地看成保命的根子，感到没有土地还是不能彻底翻身，迫切要求得到土地。西藏工委根据群众要求和中央指示，适时地把民主改革引向第二步，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这是民主改革最深刻最关键的一步，农奴有了土地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可以在生产上大显身手。所以农奴特别关心。
　　土地等生产资料，本来就是农奴创造，被农奴主占有的，只有再从他们那里收回。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将叛乱农奴主及代理人的土地、房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没收过来，对未叛农奴主及代理人的生产资料赎买过来，然后进行合理的分配。分配对象主要是贫苦农奴和奴隶，适当照顾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对农奴主及代理人（包括叛乱分子家属和叛乱分子投降来归的），也分给他们与农奴一样的一份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总之都给以出路。对于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原耕土地原则上不动，只对富裕农奴原耕土地超过当地人均耕地一倍以上时，经充分协商同意后，才将多余耕地抽出分配。对于自愿还俗的僧尼，同劳动人民一样参加分配。
　　这些工作基本完成后，许多地方把颁发土地证和庆祝胜利结合起来，举行了热烈隆重的群众大会。当熊熊的烈火烧掉地契、债约，翻身农奴围着火堆集体高歌跳起欢乐的舞蹈时，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随后，有的跑到自己分到的地里，抓起泥土闻了又闻，并像过节撒糌粑一样把土撒向天空，高喊“翻身了，翻身了！”有的人高兴地在分得的土地上打滚。有的牵着自己的耕牛、奶牛，唱跳着，在自己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竟不怕潮湿，不顾凹凸不平，晚上坦然地睡到新分的地里。许多农奴高兴地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
　　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敌对势力却一味地攻击，为了骇人听闻，竟诬蔑共产党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等。当时，我正在西藏江孜地区工作，一直任地委书记（当时叫中共江孜分工委书记），那个地方那时只对一个害死积极分子的农奴主代理人依法判处死刑。1988年夏秋之交，我又到西藏两个地区搞调研，也没发现敌对势力说的那样严重。至于因不了解党的改革政策或畏罪自杀的也是极少的。只有站在农奴主阶级和分裂主义及国内外反动派的立场上，才会做出不实的判断和任意的胡说。（图片）
　　图为翻身农奴喜分牲畜时的情景。照片选自《西藏自治区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