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实干精神——在杜重远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复制链接]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实干精神
　　——在杜重远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生洪
　　杜重远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民主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江泽民总书记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正确地走向未来。杜重远和无数革命先烈所走过的道路、所开创的业绩，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今天和明天继续前进的基石。
　　杜重远先生一生经历曲折，在许多方面卓有见识和建树。我主要就杜重远先生在办实业、办杂志、办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谈一些个人的体会。
　　创办实业抵抗外国侵略
　　杜重远先生是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实践者。他白手起家，历经艰辛，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21条。年方18岁的杜重远毅然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报国的志向鞭策杜重远发奋读书。1918年杜先生东渡日本。1923年，杜先生学成回国，当时摆在他面前还有一条为官之路，但他决心“用我所学以贡献于祖国”，“创办实业，抵抗外国的侵略”，坚定地踏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杜先生的创业之路布满荆棘，举步维艰。鉴于我国是一个瓷器国（英文瓷器是china），而当时由于工业落后，以致我国这一几千年相传的“国产”在世界市场上一落千丈。到日本后，杜先生前往东京工业专科学校专攻陶瓷业。回国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杜先生亲自募股集资，为此耗尽心血，遍尝艰辛。由于资本募集一时不敷所需，他决定“从小做起”。砖瓦厂由小到大，3年后建成了德国式哈夫曼大轮窑，年产砖瓦8000万件，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利权20万元以上。在经营砖瓦厂的同时，杜先生为办瓷业积极准备，调查原料，购置机器，建筑厂房，物色培训工人，无一不是亲历亲为。1929年肇新窑业公司成功地产出了第一批机制瓷器，其产品质量不断上升，能与日本工厂的产品及各种舶来品“较一个高低”，且产量日增，终取日货以代之，每年为国家所挽回的利权在1000万元以上。
　　创办《新生》为求民族生存
　　《新生》杂志创办于1934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步步进逼，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却在此时加紧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新生》从创刊到被迫停刊，历时仅一年零四个月。作为一本刊物它的有形的生命并不长，但它的影响与生命力却十分久远。
　　《新生》以唤醒民众抗日救亡为己任，将广大的民众，尤其是贫苦的中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在《新生》发刊词中，杜先生写道：“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唤醒民众的勇气和决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对“未来中国新生的生力军”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引导。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杜先生和《新生》对于彷徨的青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伸出热情的双手给予他们人生的扶携。《新生》曾连续刊载杜先生撰写的进言青年的文章，文中杜先生分析国难的原因，指出“在政治方面由于封建残余的存在，在经济方面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因此我们这个国难远在千百年来的顽固积习，近在几十年来外受帝国主义的摧残压迫，内遭军阀官僚的横征暴敛”。谆谆告诫青年，“在这帝国主义发狂，军阀官僚横行的时代”没有青年个人的出路，“惟有认识病源，看清目标，结队成群，共同前进，才是唯一的出路”。号召青年“放下消极的愤慨，负起积极的责任，努力！努力！”
　　当时由邹韬奋同志主办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为了保持这块抗日宣传的阵地，杜重远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利用其实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创办了《新生》周刊。从韬奋同志手中接过火炬，“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这无疑是一种英雄壮举。新生的《新生》，没有因为《生活》的前车之鉴，产生有丝毫的退缩，相反以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犀利的笔锋，揭露日寇的暴行，抨击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方面，尤以杜重远先生亲笔撰写的“老实话”专栏文章为代表。在《新生》遭到查禁后，杜重远先生将文字上的斗争转为法庭上的斗争，大义凛然，英勇不屈，谱写了《新生》战斗的强音。
　　创办教育培养有志青年
　　作为一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杜重远先生早就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始终关注教育，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1934年，杜先生就提出：“中国此后能否和日本拼命，就在能否将这大于日本九倍的中国大众训练组织起来，走在一条路上。”1938年，杜重远先生毅然舍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婉拒了国际友人的盛情相邀，奔赴艰苦落后的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新措施。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杜先生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欢欣鼓舞，他的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飞跃，提出了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深刻命题。在新疆学院，杜先生将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致力于培养热爱祖国，有民族感情和责任感的抗日干部和建设人才。
　　他深感中国旧教育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不适国情，不切实用”，主张：“第一，置教育于生活之中，生活就是教育，教育也就是生活，免得读书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第二，训练学生极端的耐苦，然后可当大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思。”他要求新疆学院教师和学生面向实际、面向生活、学用结合。坚持“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在学校里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氛围。杜重远先生本人在从事繁忙的学院管理工作的同时，亲自给学生讲授政治，讲授文学。他深厚的知识功底和精深的文学修养，使他的授课备受学生欢迎。在杜先生的主持下，新疆学院成为培养抗战干部的基地，锻炼人才的熔炉。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杜重远先生一生上下求索，矢志不渝，贡献了他的全部才智和力量。“言炳丹青，德配天地，功昭日月，行作楷模”，这是吴玉章同志对革命烈士的高度评价。我认为杜重远先生无愧于这样的评价，杜重远先生的爱国理想、实干精神和科学态度值得后人永远学习和继承。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委统战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