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的当代蕴含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深入生活”的当代蕴含
　　吴甸起
　　近年来，许多人士感叹小说乃至整个文学作品“轰动效应”的丧失。有的认为这是文化传媒特别是影视渠道的广阔拓展而使小说等丧失了竞争优势；有的认为是读者群审美欣赏兴趣发生了转移，雅文化遭到了俗文化的冲击；还有的说是发展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追逐物质享受的欲求和躁动，社会失去了对于小说等的热切关注力，如此等等。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小说等丧失“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最本质、最根本原因是小说家——不是几人、十几个人，而是相当一些人——对于时代的疏离，对于生活的疏离，对于当代社会新人的疏离。
　　我们知道，作家反映社会生活有自己特定范围和方面，即文学界常说的要“写自己熟悉的”。但一个作家，首先是接触社会生活，然后才能熟悉社会生活，才能提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还要看到，社会生活是一个历史变迁和时代演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作家对特定社会生活的具体感受和艺术反映也是一个逐步加深和辩证发展过程。要做到对社会生活的纵深观照和全景式描绘，决不是在短期内靠走马看花或下马看花的生活体验方式所能实现的。作家真正的、深刻的、丰厚的艺术认识与艺术表现，是以长期生活积累为基础的。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就是鼓励和倡导有条件的作家要扎根于人民之中，积极建立自己的创作生活基地。建立创作生活基地，也就是选择相关的社会生活与自然地域，在那里生活得时间更长些，对社会生活体验得更深些，甚至以彼地彼域作为自己的第一或第二家乡而相伴终生，做到既是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又是生活的艺术表现者。建立创作生活基地，是实现作家“深入生活——深化创作”一体化的有效途径，是作家深入生活、建设生活、表现生活的高级形式。不少作家都在倡导建立“乡土文学”。怎样才能建立“乡土文学”？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建立“乡土”基地，即生活基地，只有有了长期身在其中的生活基地，有了生活和创作的“故乡”，有了乡思、乡知、乡情、乡识，才能与那里的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相濡以沫，喜忧通心，连成一体，才能写出“我心中有故乡人，故乡人心中有我”的“乡土文学”。
　　社会生活是纷纭复杂、五光十色的。有主流，也有支流；有整体，也有局部；有本质，也有现象；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作家如何确立自己的取舍和选择视角呢？恩格斯关于典型的理论启示我们，作家创作必须遵循生活规律和社会规律，不能局限于自己熟悉的狭小的生活领域，而要从生活的总体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上，把握自己所写的故事和人物，这样才能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才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但是，近年来许多人不提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论断了，有的人认为它过时了，甚至认为它束缚作家的创作主体精神，妨碍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而重提或新提诸如“到处有生活”论、“写真实”论，等等，并且将这些主张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加以片面发展和绝对化，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果作家以“到处有生活”为依据，对创作题材不作任何选择、提炼、筛选、优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是什么就写什么，写丑恶，写污秽，写怪异，写黑暗，没有美，没有亮色，没有希望，这样的文学人民还需要吗？固然，文学不能回避现实矛盾，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写光明，只写黑暗，而且是客观主义地去写黑暗，自然主义地去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这样写，人们从中非但得不到生活的信心和精神的力量，还会受到腐朽颓废思想的侵蚀。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写光明，能不能写黑暗，而是用什么观点去写，能否遵照生活发展全貌和生活发展辩证法去写。马克思十分强调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强调社会生活发展辩证法的力量和作家遵循社会生活发展辩证法的功效。
　　果戈理在谈到史诗性作品时说：“主人公永远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和许多的人物、事件和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须能够环绕他描绘他的整个时代。”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广大群众渴望听到自己身边的时代回声，渴望读到那些关于同时代人真实感人的故事，渴望得到健康的、审美的享受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作家们要努力从生活中捕捉美的事物和闪光的思想，发现、提炼现实中先进人物的品质情愫，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新人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