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和问题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宏观经济学
　　研究的进展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随着党的十五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预期理论的研究
　　90年代以来，预期理论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由于价格信息不充分，加之经济体制转轨进程逐渐加快，因而目前中国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理论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当二者都存在时，其博弈就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关键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策必须有信誉。这样，就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期理论的研究。这一观点与90年代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思路上是相契合的。后者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间）相比较，根据二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与传统的反周期的货币扩张不同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在一个事先让社会各界了解的幅度内进行，从而不至于引起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显著改变。有学者著文介绍了这一最新发展，并指出，在理论上，这是70年代随理性预期假说而流行的“卢卡斯供给函数”和80年代末“新凯恩斯经济学”提倡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的综合：既采用了理性预期学说，又不囿于货币主义的“常数货币政策规则”；既保留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色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又抛弃了其“相机决策”的政策方式。
　　宏观政策博弈问题
　　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注意了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分析包括宏观分析中的应用。实际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都是中央银行和公众在主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等）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这种理性决策行为就是双方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一种博弈行为。所谓金融创新，其目的就在于逃避监管；为了加强监管，当局就要改进管理的方法和政策，这也是双方的一种博弈。因此，完全可以用博弈论的方法加以分析。从方法论来看，这种分析一般都是循着从完全信息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的路子进行的。我国学者的分析也是这样，在完全信息博弈分析中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相机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无实际影响，这时，中央银行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相对关心越多，或非预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越大，均衡的货币扩张率就越大。在不完全信息或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央行事前披露政策信息，既可抑制自身的政策随意性和通胀动机，又有利于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政策效应，从而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及其波动。不仅如此，我国学者还根据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很不稳定的情况，修正了库克曼关于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通胀波动性绝对小于相机选择规则的结论，进而指出，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抑制通胀的出路不在于以单一规则取代相机选择，而在于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行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并努力通过提高货币预测精度和货币控制精度，来降低通胀的波动性。
　　总量态势和周期特征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的总量态势，是1998年经济学界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如果说90年代初以前的讨论集中于短缺及其决定，那么，90年代后期的讨论则提出了过剩的问题。有学者用“买方市场”的概念和“需求导向型”经济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问题，而用“卖方市场”和“供给导向型”经济来概括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态势。但是，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只是描述了市场的状态，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也只是概括了经济引导的方面和力量，并不能解释总供求的关系及其变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学科课题组的分析认为，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的确出现了意愿总需求小于意愿总供给，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或者总需求低于潜在生产能力的情况。对此，人们一般从需求方面来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供给及其与需求的关系则注意不够。潜在总供给一方面依赖于资源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组织制度因素。与市场制度相比，传统计划经济由于劳动努力程度、资本有效利用程度和技术创新程度不足，效率损失较大，因而经济潜在总供给的水平相对较低，其与技术潜在总供给的差距较大。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在改革前后，特别是改革中期以前和以后，无论资源技术条件还是组织制度因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国内资源进一步动员，同时扩大了国外资源和技术的引进与利用，技术潜在总供给的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改革的解放效应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也使经济潜在总供给的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并使二者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不仅如此，改革的推进及其效应的积累，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微观机制，需求的制度约束，特别是银行贷款的约束和企业的预算约束趋于硬化，再加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及其干预行为从一些经济生活领域的退出，决定总需求的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总供求的关系和经济波动的性质也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不同，不完全与政府的行为有关，而是具有了市场商业周期的某些特征，即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宏观格局和总量态势。当总需求明显高于提高了的潜在总供给时，实际增长率就会高于自然增长率，形成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出现高增长和高通胀的态势，如1992—1994年的情况；当总需求与提高了的潜在总供给基本适应时，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就比较接近，就会出现低通胀和高增长，如1995—1997年的情况；当总需求小于提高了的潜在总供给时，实际增长率就会明显小于自然增长率，进而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开工不足、增长乏力，199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其中有的学者探讨了高负债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先从融资的角度把一国的负债分为企业负债、财政负债和国际负债三类；又从不良资产的形成方式把经济泡沫分为漏损性泡沫（由负债企业不能还本付息而形成的不良资产）、高利率泡沫（因超过产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高利率政策而形成）和膨胀性泡沫（由股市、不动产投机和汇率高估形成），进而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经济泡沫向金融系统的转移和积累。在高负债模式中，由于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且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当漏损性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塌陷并向金融系统转移和积累，加上高利率泡沫，最后在金融系统堆积起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时，就成为高负债国家金融风险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积累过程。
　　还有学者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不良资产的增加，不仅使银行不能获得正常的利息收入，甚至造成资本金的损失，使银行的经营利润受到影响，降低银行抗击风险的能力；而且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其抗击意外事故的能力，使金融风险增大。在银行面临流动性困境，金融系统出现较大的潜在危机时，为保持金融系统稳定，预防和避免金融动荡，央行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增加银行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必然会引致通货膨胀的上升。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具体揭示了在银行具有较高不良资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的互替关系，说明了央行的政策选择及其限度。
　　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内外平衡和防范外部冲击问题。例如，如何在启动内需的同时，促进出口的增长；如何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盈余的情况下，使国内资本和国外投资都能够有效地得到利用；如何有效地运用汇率政策，或者说何为汇率调整的有效方式和良好条件；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关系和政策操作如何配合和协调等。
　　关于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监管和货币控制问题。例如，如何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稳定货币供应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例如，金融自由化的条件和次序，国内自由化和国际自由化的关系，国内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与国外资产和外汇储备的关系，国内货币控制与国际金融的协调问题。
　　关于启动内需以及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的结合问题。例如，需要进一步研究现有启动政策的效应和局限，如何稳定消费预期，以启动消费需求；如何使体制政策和稳定政策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掣肘；如何把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特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和二元经济的宏观分析，更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发展中需要下力量研究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