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探讨

　　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
　　□王日根
　　在中国史研究中，过去研究者花了很大精力去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商业发展的背景、商业与社会演进、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论著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时至如今，人们对古代商业的认识并不清晰，因而许多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形成了关于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论争。
　　前几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介绍进来。他认为中国缺乏新教伦理，因而无缘导向资本主义。他在对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社会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1993年4月出版的杜恂诚所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对韦伯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杜恂诚的观点代表了国内很多学者的看法，人们已较普遍地认同伦理观念有其共通性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迁，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可以加速或阻滞这一变迁过程，但中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曾经是一种历史趋势。
　　近年来对中国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外国学者是美国的黄宗智。他先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问世，1992年又出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过密化理论。他认为中国存在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在农业生产上呈现出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而生产本身呈现出边际生产效率递减的“内卷化”倾向，惟有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才根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研究中，他提出了中西方都存在“规范意识的危机”的情形。譬如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整合的市场、没有公共领域的公共权力的扩张、商品化与内卷化等悖论现象的出现，都使过去较多学者把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把商业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等观点显出了不足。
　　对于黄氏的这些结论，有的学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主要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封建制度下是否无商。在西欧领主制封建制下，基本是庄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地主制封建制下，商品经济却是自然经济的自然延伸与必要补充，因为地主地位并不稳固，官僚的升迁废黜亦时有出现，社会流动现象普遍，商业能发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是以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条件的。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看，都没有彻底否定商业的存在，有时市场的繁荣成为封建政治稳定、社会祥和的标志。
　　二、封建制度下的商是否是异己力量。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下可以有商，但商业的发展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商业将成为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也有人认为，商业的发展并不一定都会成为异己力量，商人对封建政府的依附使它不仅不会威胁封建制度，反而对封建统治起到补强作用，而且在商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封建秩序往往更加稳固，人们对徽商、晋商、闽商等商帮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商业发展是否必然导向资本主义。过去不少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现在则有人提出质疑。如有人把明清和近代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按其发生原因和产品性质分为多种类型：有地方特产型（地域分工型）、专业产品型、租税还债型、剩余产品型、必要产品型、品种调剂型、替代产品型和灾祸破产型等。其中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是专业产品型商品交换。商品生产有两种，一是使用价值交换，为“糊口”；一是价值交换，为“求富”，后者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
　　四、商业是否一定引起“内卷化”。有学者以江南盛泽地区为例，认为“内卷化”现象并不存在。也有学者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提出“内卷化”现象在英国也曾出现，“内卷化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共同特征”，认为“商业化本身并不带来专业化分工和发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于市场的不稳定，彻底的分工专业化从个人角度看，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法国年鉴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认为封建农业是具有自我矫正机制的自动调节系统，商业化不足以冲破这一自调机制，它还必须借助于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