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创新——访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复制链接]

第7版(科技)
专栏：

　　体验创新
　　——访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本报记者杨健
　　7月的南京，暑气逼人。走进玄武湖边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却有一片难得的静谧与阴凉。近50年基础研究沉静安详的遗风余韵飘逸在古树环抱的大院里，让人很难察觉到这里正在发生的巨变。只有报栏里“扶持人员招聘岗位”的通知，隐隐地折射出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半年来给这里带来的震动和阵痛。
　　作为世界古生物学研究三大中心之一，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遇见“国宝”的地方。图书馆里，我们见到了250年前的瑞典原版地质杂志；化石陈列室里的15万件模式标本，随手拿起一样来都可能价值连城；而研究人员中，担任国际科技机构主要领导职务的竟有40人之多。
　　然而到去年年底，当中科院把古生物所纳入首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的时候，这里却是科学院系统最穷的一个研究所，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人误把中科院的创新工程当成了扶贫工程。说起这些，出身于古生物学世家的穆西南所长一脸的酸楚：255名职工，140多位退休人员，年均400万元的事业经费刚够人头费，每年账面上的赤字都在100万元以上。老所长李四光的故居出租了，大礼堂出租了，所里开大会要分两场，标本收藏室既不恒温也不恒湿，澄江化石群的处女展搬到台湾举办，为的是能多一点门票收入。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2000万元专项经费，曾使很多人激动不已。真正弄清了知识创新工程的目标之后，他们才知道，这笔飞来的“横财”不是旧机制救命的稻草，而是新机制建设的投资。观念不更新，队伍结构不调整，用人机制和管理机制不改革，这笔钱根本别想拿到。
　　改革难免触到痛处，甚至伤筋动骨。可在所领导眼里，手心手背都是肉。尤其是科室撤并和人员分流，都是勤勤恳恳作了几十年贡献的人，动谁不动谁都是一个“难”字。不仅所里难，上面也难。试点改革方案经过三个反复才得以通过。为了让方案早一点定下来，中科院资环局的秦大河局长不知道往所里跑了多少次。向院党组汇报前的一个晚上，基础局的局长几乎彻夜未眠。最后，研究室由8个缩减为4个，固定人员定编为80人，研究员队伍的平均年龄由58．9岁降到49岁。由于岗位有限，一些研究员只好应聘副研究员。高职低聘，这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要克服多大的障碍！
　　“无情改革，有情分流。”所领导的岗位津贴可以不要，但对分流人员的关心不能丢。对于那些因为名额、年龄限制没有进入创新试点的研究员，只要有项目、有经费、有学生，所里本着“存量不变，增量创新”的原则，保留原有待遇。对于分流人员，所里也在一些辅助性岗位的招聘中予以照顾和扶持，于是便有了前边提到的“扶持人员招聘岗位”。
　　关于改革的效果，我们没让所领导多做介绍。我们只是注意到，在采访的近两天时间里，自始至终作陪的只有一位博士出身的主任秘书王海峰。这位主任秘书的秘书处里共有9名成员，这便是古生物所现在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除了应付没完没了的检查、考核和日常事务，王海峰还是开放实验室的副主任，每年要野外做相当长时间的课题研究。而此前，管理人员的人数是28名。
　　知道这些以后，再翻开半年来发表的8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我们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知识创新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