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桥飞架东西 [复制链接]

第12版(香港和澳台侨)
专栏：迎九九话澳门

　　一桥飞架东西
　　恺悦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澳门因其特殊的发展演变轨迹，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594年，耶稣会远东巡视特使范礼安，在澳门创建了圣保禄学院。虽然它是一所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规模也不算大，但它以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这座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为模型，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开设了哲学、神学、汉语、拉丁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音乐等等课程，融汇和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知识，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所西方模式的大学。在它存在的241年中，圣保禄学院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只有少数的西方教学机构能与之比肩而立。
　　明代中叶以后，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中国扩张，派出成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有意思的是，这些耶稣会士大抵都是先到澳门，并在大三巴教堂和圣保禄学院研习中文和中国礼仪之后走进中国内地传播“福音”的。当然他们的教义并未在中国内地普遍传播，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客观上给当时的中国的科技界和思想文化界注入了活力。
　　西方传教士来澳门时带来了大批书籍，如1620年金尼阁将7000部书运抵澳门，这些书至今尚有500部保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传教士带来的书籍包括了天文、历法、水利、数学、测量、医学、物理、几何学、音乐等等学科，加上一并带来的科学仪器，互为佐证，向中国人展示了另一个前所未闻的世界。此外，传教士还以口述、合译等方式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授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和艺术。据统计，明万历至清顺治时（1573—1661），翻译刊印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多达150余种。
　　这其中，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成为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结合“会通归一”的先导。现在中学的几何课本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改编的。徐光启对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科学采取了大胆吸收的态度，他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这种爱国的科学的精神，与他曾经在澳门大三巴教堂和圣保禄学院研析天主教教义、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经历不无关系。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大师。
　　在传播宗教和科学的同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又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浸淫，于是他们又著书立说，通过澳门这扇窗口，将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和中华文化介绍到欧洲。主张将孔孟之道、宗法敬祖思想与天主教相融合的利玛窦，首先将中国儒家的典籍《四书》译成了拉丁文寄回欧洲发表。此外，他还根据自己来华传教的切身经历，写成《利玛窦札记》，向欧洲真实、详细、生动地介绍了16世纪的中国，继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次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对于利玛窦，当代学者耿仕信有过切中肯綮的评价：“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文化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内容。一切在历史上为了人类共同的文明和进步而作出贡献的人物，理应受到后人的景仰和怀念。利玛窦便如是。”
　　中华文化通过澳门传至欧洲，不仅为欧洲人所景仰，而且成为其思想文化发展的丰富源泉。17世纪后期，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茨在罗马结识了一批从中国回去的耶稣会士，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中国儒家的典籍，不由得惊喜万分。从此，莱布尼茨致力研究中国哲学，写出《中国近事》一书，书中全面介绍和高度赞扬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莱布尼茨吸收了儒家哲学精华，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并经沃尔夫、康德发展为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黑格尔等人在莱布尼茨的影响下形成了辩证法思想。中国的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等哲学思想曾经启发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
　　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为18世纪法国重农派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吸收了这一思想。澳门，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金桥。（附图片）
　　图为法国人波塞尔1838年所描绘的澳门妈阁庙广场的景象，画中的人物职事不同，形态各异，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风俗人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