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针献爱心——记身残志坚的今井绢子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通讯

　　银针献爱心
　　——记身残志坚的今井绢子
　　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
　　乘坐东京的山手线电车，接近西日暮里车站时，透过车窗可以看到沿线一座五层楼房上挂着醒目的大字牌：“现代中国医疗协会所属针灸治疗院”。这家医院的主人叫今井绢子，名片上写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名誉顾问、上海市中日友好诊疗室名誉主任、东京医疗专门学校针灸按摩教员培训科讲师、中国针灸·今井针灸治疗院院长”。在针灸医院林立的日本，像这样赫然标明“中国针灸”的医院并不多见。
　　在日本，对教师和医生都要称先生。刚要采访今井先生，急诊患者突然来院。患者是一个孩子，呼吸急促，处于昏迷状态。今井先生把孩子放在床上，先后在眉宇间、胸前、喉部和腹部行针，过了约一分钟，孩子哭出声来。站在一旁的父亲如释重负，抱起孩子深深道谢。
　　在今井先生治疗的患者中，不少是患严重脑性麻痹，失去说话、行走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刚才来的这个孩子已经16岁了，现在上中学二年级，出生6个月患病后至今一直请今井先生治疗，中国针灸已成为孩子生命的支柱。
　　今井家祖辈行医，今井绢子的祖父是中医，父亲是针灸师。39年前她即将从东京高等针灸医学校毕业时，突然患了多发性神经风湿症，昏迷4天恢复知觉时，她已丧失了说话和行走的能力。特别是当她发觉右手的5个手指完全麻木时，她绝望了。当时每天昏睡约16个小时，一年内体重下降到30公斤，医生预言她只能生存5年至6年。退学、取消婚约等严酷的打击随之而来。
　　今井先生回忆说：“为了自食其力，1967年，我开始练习走路。用左手按住晃晃荡荡的右臂，拖着残疾的右腿，蹒跚地走在街头。为了重新上学，成为针灸师，还要练习用左手写字、进针。患病后的第七年，我终于重返学校了。因为写字没有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笔试只能参加用画○和打×回答的判断题考试。即使笔试合格，如果针灸技能考试不合格，也不能取得针灸许可证。针灸技能考试的那一幕我终生难忘。”
　　“我用没有知觉的右手压住考官的手腕，用练习了无数次的左手在三里穴位上进针。当考官说，你的右手是残疾的，今后你的人生就要靠这只左手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句话意味着我的考试合格了。”毕业后，她帮助父亲经营医院。1971年，她开始独立经营针灸治疗院。
　　以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为契机，今井先生与其他热心日中友好的同行成立了“中国医疗研究协会”，学习交流中国医疗技术。今井先生是日本第一个在牙科治疗中百分之百地使用针刺麻醉技术成功的医生。她在《人民中国》杂志上看到中国医生李聘乡发现“新明穴”，治疗疑难眼病的报道，萌发了到中国去直接同中国针灸师交流的愿望。
　　1982年，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王晓云的介绍，今井先生前往上海。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针灸经络研究所，今井先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发表了“风湿症有效治疗方法”的临床治疗报告。当她了解到该研究所正在筹备开设针灸室，但缺少医疗器械时，便毅然决定赠送。她用自己10余年来辛勤工作的部分积蓄，买了空调机、灭菌器、电子麻醉器等30多种医疗器械和器具，运往上海。
　　今井先生说至今还记得，当海运公司的人听说运往中国的医疗器械，是一个半身不遂的日本女针灸师的无偿赠送时，极为感动，决定只收成本费优惠运送。1984年5月，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针灸经络研究所的“中日友好诊疗室”落成。在剪彩仪式上，今井先生用左手辅助持着剪刀的右手剪开红绸带，掌声四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受人尊敬、受人爱戴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此后，她每年都要去上海一两次，在“中日友好诊疗室”同中国医生共同诊疗患者，交流医术。
　　今井先生说，与中国医生交流使她受益颇丰。中国针灸与日本针灸明显不同在于银针的粗度。中国针一般比日本针粗3倍，刺激强度大，尤其对疑难病症治疗效果明显。她一直为了在日本推广中国针灸不懈努力。起初日本患者有恐惧心理，今井先生就先在自己身上行针，以示中国针灸的效果。现在，除了开诊，她还在一家医生进修的学校担任讲师，教授中国针灸。站在同行注目的讲坛上，无疑必须付出超过同行的努力，必须取得同行信服的成绩，作为一个半身残疾的女性，谈何容易。
　　“我常对学员们说，学针灸，首先要有爱心，有爱心才能有疗效。银针可以解除患者的痛苦，也可以刻画针灸师的心迹。”这是今井先生对晚辈的期待，也是她对人生的追求。
　　（本报东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