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产物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时代的产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迎红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第三条道路”，如伯恩斯坦的“第三条道路”、东欧的“第三条道路”、瑞典的“第三条道路”。但这些“第三条道路”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有本质的差异，最根本的差异表现在所代表的时代不同。以前的“第三条道路”是发生于工业经济时代，即工业社会，是在自由资本主义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寻求某种中间道路，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是产生于知识经济兴起的信息社会。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具有两大特性：
　　一、民主社会主义特性。“民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议会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是指由各阶层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目的是建立团结互助的社会秩序。布莱尔的理论也是体现了这种精神。首先，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老左翼（英国传统工党）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反对新右翼（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市场主义；其次，它提出再民主化问题，主张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原则是“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效率”；其三，强调建立新型的公民社会，主张“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最后，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抛弃国有化，维护私有制，但同时主张在资本主义的范畴中对社会进行改良，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
　　二、信息社会特性。首先，“第三条道路”所代表和反映的是信息社会中崛起的庞大的新中间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不是对在工业社会中的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左右模糊”，而是超越左右，是“积极的中间化”。其次，“第三条道路”反映和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的矛盾、个人发展与国家控制的矛盾、自然环境与工业文明的矛盾、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矛盾、地区冲突与全球安全的矛盾等等。所以，“第三条道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披上保守主义外衣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实用主义政策的大杂烩，而是一套反映信息社会的特定需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毕竟在信息时代应运而生，其基本理念已初具脉络，对未来社会将产生长久的影响。
　　“第三条道路”总结了工业社会中两大对立的宏观调控理论的利弊得失，根据信息社会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利用，因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就其实质而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它重新平衡权利与义务、市场与国家、个人与政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更好地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最佳搭配，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故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但是，“第三条道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布莱尔、克林顿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行“第三条道路”，但在欧洲大陆就遇到困难，更不用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其次，它的有些政策较为空洞，还停留在口号上，缺乏可操作性。其三，有些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有很大的危险性。如关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秩序观，应当有所警惕，并予以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