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索沃战争看“第三条道路”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从科索沃战争看“第三条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振华
　　克林顿、布莱尔等鼓吹与信奉“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恰恰是科索沃战争的主要鼓动者和实际发动者。有人把科索沃战争称为第一场“第三条道路”的战争。那么，应该怎样看待“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们在科索沃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表现是否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特别是同其有关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观点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呢？笔者试图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吹跨越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在老左派与新右翼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这一点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也有表现。西方国家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的传统，是强调道义原则、重视维护与推广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民族国家向来持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把它视为对国际团结的威胁。他们以国际主义者自居，在对外关系中反对穷兵黩武，重视国际合作。而保守党人一般倾向于一种鼓吹强硬、自信和看重自我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以“新自由主义者”面目出现的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人，则带有日益增强的“小英格兰”式的孤立主义倾向。在科索沃战争中，“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们继承了左翼政治鼓吹外交政策应由道德价值观念决定的干预主义传统，同时又突破了老左派反对穷兵黩武的和平主义政策，提出并推行了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而在对外关系中一向持强硬立场的新右翼，则认为不应干预未直接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务。因此在科索沃问题上老左派与新右翼一起构成了战争的反对派。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表明，“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种更富干预主义色彩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路线。
　　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华沙条约集团的解体，西方国家安全的外部条件与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两极格局终结和民族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消失或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生存不再受到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在西方看来，局部地区的动荡以及由一国内部动乱引发的危机与暴力冲突，已构成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民族、宗教纠纷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突出问题。面对这一形势，如何调整西方的安全战略，建立与制定面向21世纪的安全机制和国际规则，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这里涉及突破西方传统的安全战略概念，将其防务范围扩大到成员国边界之外，将防范与治理危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的问题。而与此紧密相关，就是如何为西方介入他国冲突提供理论根据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布莱尔在科索沃战争中提出了所谓的“国际社会新理论”，其核心就是为同所谓的“独裁政权”做斗争，进行国际干涉确立一种新原则，该原则的要旨是，鼓吹国家主权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对国际关系中通行的不干涉原则必须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制。布莱尔认为，“种族灭绝行为决不是纯粹的内政”；科索沃的民族清洗已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因此西方必须给米洛舍维奇以坚决的打击，并以坚定的态度赢得这场冲突。这不仅涉及西方的战略利益，而且同其价值观息息相通。西方在这里所关注的，显然不是南联盟的民族问题，而是在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的法治基础上构建的新的国际秩序问题。科索沃战争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和范例。
　　三、“新干涉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是“第三条道路”关于全球秩序的一套主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关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观点密切相关。布莱尔在关于“国际社会新理论”的演说中，除论述国际安全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外，还着重阐述了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和安全现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趋加深。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实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发展。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跨国的或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性金融市场的监控、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全球安全与裁军等问题。没有高度有效的国际合作，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解决。布莱尔认为，必须为21世纪制定一套新的全球规则。当然，这些观点与主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仅是为了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而且旨在建立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有强烈的新霸权主义色彩。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