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三十年前历史的一页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人民对孙中山的悼念
——三十年前历史的一页
陈维仁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孙中山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当六十岁的孙中山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古老的中国正是烽烟遍地，四分五裂，到处响着军阀混战的枪声，大地在动荡，祖国在危难中。
孙中山是在北京逝世的。他在辛亥革命以后，到过北京两次。两次北上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一九一二年他上了袁世凯的当，第一次北上，向军阀势力去寻找力量，结果是革命被断送；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北上，他已经从多次痛苦的失败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他知道当时的军阀段祺瑞、张作霖邀请他北上是有阴谋的，这就是企图软化他，以便瓦解南方的革命势力。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也纷纷活动，企图使孙中山这次北上的目的再一次归于失败。可是，孙中山对于这些已是有所警惕了。他在路过上海的时候，说道：
“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
和他们（指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利益相冲
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
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
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段祺瑞政府是不会赞同孙中山的主张的。两方面对“国是”主张的矛盾，虽然因为孙中山到京后一病不起，没有十分激化，但只要从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上就不难看出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况。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由广州、上海绕道日本到达天津的时候，肝病已发，在天津请医生诊治，休息了十多天。直到十二月十八日，段祺瑞才派了两个代表到天津来促他进京。段的代表到病榻前把段政府的“谋国”情形报告给孙中山。他们说什么要“尊重条约，外崇国信”；孙中山大为震怒，厉声说道：“我在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据何理由偏欲尊重？”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到了北京，北京市民前往欢迎的以十万人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段祺瑞正组织所谓“善后会议”，并企图把孙中山拉进去。参加这个善后会议的不是军阀就是官僚政客，甚至以帝制派中的复辟分子赵尔巽为会长。孙中山知道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断然决定不参加这种组织。
正在政治形势十分紧急的日子，孙中山的肝病转剧。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医生发现病人全肝坚硬如木，病状确定是肝癌，无法治疗。二月十八日，孙中山由协和迁回铁狮子胡同寓所，请中医继续治疗，结果仍然无效。到三月十一日午后，孙中山自知病已无救，便亲手签署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这一封致苏联遗书，在中苏人民友谊发展史上是永不磨灭的。
一向反对孙中山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们，唯恐人民将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把悲痛化为革命的力量，就极力企图阻遏因哀悼孙中山而形成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据“向导”揭露，当时段祺瑞暗暗资助和唆使各地军阀破坏革命，在报纸上不断造谣，打算趁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大规模捕杀革命者。但是当时群众情绪非常激愤，南方的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北洋军阀政府一方面封禁了北京的民国日报，以扼杀舆论；另一方面也假意为孙中山举哀，借机曲解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与帝国主义互相唱和，诬蔑孙中山，企图降低孙中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例如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孙逸仙……只能破坏，唯一的所谓建设计
划——‘建国计划’及‘中国之国际发展’——
亦成了可笑的计划而已。”
这就是帝国主义报纸对孙中山的公开诬蔑。当时被反动势力控制的中国少数报纸也随声附和。当时上海“时事新报”说：“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早已死去，如今之死不过是形骸而已。”
但是，孙中山是永远活在革命的中国人民心中的。在北京，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市人民极为悲痛。“北京晨报”报道：“昨晨（指十二日）闻耗至行辕吊问者，络绎不绝；铁狮子胡同交通，几为断绝。”“至十四日行辕所陈之花圈不下五百余个。”上海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从十二日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群情愤激，纷纷组织追悼大会，并夜以继日地结队前往孙宅悼唁。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官僚们原以为各地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是不会持久的。但是，当时在北京和各地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真正赞成孙中山主张的人，都积极参与组织各地群众的追悼活动，如在北京的李大钊、林祖涵，在上海的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都是积极的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充分地估计到：由于孙中山的逝世，北洋军阀必然要加紧进行其分裂国民党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来达到他们彻底破坏革命的罪恶目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吊唁孙中山的电文中，特别向国民党提出忠告：
“……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
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
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
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
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
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同时，中共中央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见“向导”第一○七期）。告民众书指出了当时国内局势潜伏着的严重危险，号召人民起来坚持斗争，以打破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告民众书写道：
“全中国的民众呵！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
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
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
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
党的号召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追悼孙中山的活动猛烈地在全国扩展起来了。据当时资料所载：“在此一月之中，各省都市，以及边远特别区，无一不有民众自动举哀，自动开会追悼；参加追悼会之人数，自数十百以至十数万，几可视各地人民之多寡而定其人数之多寡……开会之际，均有激烈之示威运动”。（总理事略三一八页）
孙中山的葬仪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灵堂设在社稷坛大殿（就是现在的中山堂）内。三月十九日，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灵堂，那天在协和医院一带迎灵的群众有十多万人。“北京晨报”描写当时的景况说：“是日东单三条胡同交通已断绝，王府井南头亦磨肩毂击，过者只得弃车而行。”从王府井、东长安街直到灵堂，两旁都是各界迎灵的队伍。
三月二十四日开吊。至月底，前往致祭的签名来宾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多人，机关团体一千二百三十四处。
四月二日是孙中山出殡的日子。灵柩暂时安放在西山碧云寺。这一天，整队参加送灵到西直门的群众就达三十万人；由西直门步送到西山的也不下两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工人和士兵。
孙中山的逝世也引起了国际工人阶级深切的悼念。孙中山逝世的当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当即陪同鲍罗廷和使馆人员亲往铁狮子胡同吊唁。三月十三日，第三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都来电吊唁。联共（布）中央的唁电由斯大林亲自签署，唁电中说：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孙逸仙之伟业绝不随孙逸仙而俱逝，孙逸仙之主义将永存于中国工农心中而为中国国民之仇敌所恐怖。”
苏联人民对孙中山之死集会哀悼。“北京晨报”摘录塔斯社消息说：
“莫斯科市民自接孙文逝世消息后，即聚众
演讲，详细介绍孙一生之活动及中国情况。莫斯
科各报前张全为孙氏逝世消息所占。俄共中央命
令全国各支部向工人农民广为传布，解释孙文之
重要地位及中国现状。”
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与无限的关怀。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在自己的解放运动中所遭受的任何一点损失，都像是自己的损失一样。三十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已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牢不可破的了。
孙中山在临终时“致苏联遗书”中说：“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这封有名的遗书中所表示出来的光辉理想，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地实现了。新中国不仅破晓，而且已经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不仅强盛独立，而且将永存于世界。中苏两国的兄弟同盟是全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坚强捍卫者。所以，在今天，孙中山逝世后的三十年，我们重新回忆一下这段历史，就更加增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附图片）
三十年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门前迎灵的群众
三十年前设在社稷坛大殿的中山先生灵堂